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至第748页。

书信

1842年

1、马克思致阿·卢格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有关的“纠纷”。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方面体现自由，而更多地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体现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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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像一个小孩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1846年

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对于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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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说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从根本上驳倒了它。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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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共产党的名称与实质是否相符的验证。其中第三点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可以改为决不排除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的可能性。——批注}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些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3、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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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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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这些原料是公共物品。——批注}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制度的基础。——批注}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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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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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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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从而也不参与分配。——批注}，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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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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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批注}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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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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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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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理性经济人。——批注}。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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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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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还有不这样小气的爱情。——批注}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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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

4、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这件事。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为了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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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皇家后备军中只不过是个炮兵伍长而已，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记得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并让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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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学，贝姆的手册也许是最好的。
　　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战役，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1792—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
　　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吗？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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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知道他的，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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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

5、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功劳。——批注}

1856年

6、马克思致恩格斯

　　……前天为《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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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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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

7、马克思致恩格斯

　　……你的《军队》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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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2)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1858年

8、恩格斯致马克思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这个人并不知道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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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20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万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这个每一次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譬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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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

9、恩格斯致马克思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必须首先彻底毁灭，才能够以一种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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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

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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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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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我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了。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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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呢。但这也正是使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堪称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阅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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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的任何一个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不过，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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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么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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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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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大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觉得，您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不容许这种结盟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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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1863年

12、马克思致恩格斯

　　……在上一封信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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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数学与实际。——批注}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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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机械。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提供的。——批注}——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作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把自动机器（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本质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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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磨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13、马克思致恩格斯

　　……伊戚希……前天给我寄来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就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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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公开答复》。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带着闪闪发光的科学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他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独立派分子，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几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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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1865年
1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敬爱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纯属瞎胡闹。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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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的布林德（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良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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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作“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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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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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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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15、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唯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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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正是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批注}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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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张维迎就是这样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对社会是合意的结论的。——批注}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年迈的巨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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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
16、马克思致恩格斯

　　……现在，波拿巴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当然不愿意发生战争。有一个美国佬在这里提供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尔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像针发枪使“老拜斯”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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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

17、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事实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以后再陆续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去看您。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总过程的形成。
　　第四册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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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中自称是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光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它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1868年
18、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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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杜林。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说明。我相信，杜林也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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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

1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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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20、马克思致恩格斯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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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至于说到《中央报》，那么，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总算明白了，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交换价值不仅表现为两个商品的相对关系，更是对供求关系所反应的社会劳动分配的体现。——批注}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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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张五常就是这样反对马克思的。——批注}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张五常就禁止人们思考自私假设的成立与否。——批注}
　　但是，够了，是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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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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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当拉萨尔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
　　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宗派运动已经成熟，可以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那么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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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民主集中制应当改为民主集中再民主制。——批注}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工联伦敦理事会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书记会不会成为事实上的主席？因为人们日常只与他打交道，容易记住他。——批注}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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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23、恩格斯致马克思

亲爱的摩尔：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一并寄还。为了让女工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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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情况下苦思冥想出这样多正确的东西……

2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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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
2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只有当着威势逼人的暴君的面做这类事才觉得够刺激。
　　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的决议的建议，除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
　　我越来越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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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具有强大设防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国这样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被判决的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英国从来都是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而且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它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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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
26、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样，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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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便宜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000—10000英镑，也应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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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就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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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通告通过这几个要点同时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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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27、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亲爱的保尔·洛朗：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
　　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

593

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警觉起来。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族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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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话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对地产和资本的所有权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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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当作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寄给你们。）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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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在巴枯宁的专断下活动。而巴枯宁作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勒洛克勒）和《平等报》（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啰，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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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600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2000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族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由巴枯宁的喽啰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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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洛朗的来信。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1871年
28、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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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瓦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小矮子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土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29、恩格斯致爱·恩格斯

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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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按照普鲁士的样子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就大叫大嚷起来——因为其余一切全是谎言——，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4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解除武装，除非对方也同时被解除武装，否则即使只有战败一条出路，也不能被解除武装。——批注}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靠《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 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1871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
　　这一点不必多谈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沉寂下来，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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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得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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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团体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的谬论），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经过长期准备的打击。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合法的武器来取消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去……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

603

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政治与经济的差别。——批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1872年
31、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

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12月4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

604

关心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某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这些政府不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这些政府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150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来了。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回答，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了指责者那一方面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你们已经理应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的《平等报》，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也夫之流，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605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或许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吧？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尔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权威和最初政府的存在是为了集中力量。——批注}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您将会看到，他们使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陷入了怎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境地。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改革”并非褒义词。——批注}
　　敬礼和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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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恩格斯致泰·库诺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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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见鬼去吧，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

608

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玫瑰小报》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糟糕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12月5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几十个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200人。其先头部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为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十分必须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也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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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2)200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40—50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
　　(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
　　(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20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严厉的组织的人，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4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蒂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20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反正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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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的现状是，巴枯宁派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的。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且一点情况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对于其他像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么您就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他们的对手都灵工人联合会，开除那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的贝盖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一期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作的答复的一期，我再也没有了）以及一期《人民国家报》，您从这期《人民国家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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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月）进行修改。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行动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党必须明确地严肃自己的政治纪律。——批注}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是这样。在贝济耶，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警务总长给他们做通讯员！两个重要的巴枯宁分子——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里昂工人绍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他们是拿着波拿巴的钱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作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彻头彻尾地卷进涅恰也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活动；此外在巴枯宁的那些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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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说来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状态下也能做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其中一张用来促使马克思小姐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再一次提醒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纯系资产阶级偏见，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事业必须始终加以蔑视。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秘密的学说。
　　请您即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
　　敬礼和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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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
33、恩格斯致马克思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
　　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作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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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
　　(b)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就此穷尽。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不同的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化学。过去，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在那些从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身上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
　　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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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34、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么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敢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竞争的地位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总还得附带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被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特别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害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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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起码就不会同样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就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不和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叫喊得最响。这些团结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嚷团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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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破灭了，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误以为可以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干出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背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一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10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的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会逐渐地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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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提一句，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例如说，《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么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是狂热的，而由于这种狂热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鲜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一般地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热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1874年
3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在你退出以后，旧国际总归是完全地结束并终止了。这也是件好事。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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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忌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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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1875年
36、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是用德文写的，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
　　(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研究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又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句空话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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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中，看来只有赫尔瓦尔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杂志上发表。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作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不懂得恨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批注}，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研究家和哲学

622

家。
　　(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与产权的关系？——批注}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

623

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称心如意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辞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

　　我再次被打断了，今天又拿起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是我仓促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
　　衷心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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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
37、恩格斯致马克思

　　……目前在拉姆斯盖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待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沙滩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
　　在海滨浴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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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几乎没有越出普鲁士通用邦法的适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已经退居上院，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布斯这个仅存的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热情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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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
38、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我假定他怀有“无比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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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39、马克思致威·布洛斯

　　……我“不生气”（如海涅所说），恩格斯也一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榜样。——批注}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使我们在与“德国的党内同志”的关系方面慎重行事。
　　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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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的著作；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
　　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我想不时地了解些详情，这会很有趣的。
　　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
　　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1878年
40、恩格斯致威·白拉克

　　……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关于未来的展望稍多了一些。尽管一方面由于提供了不受任何监督的最充分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制品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职位的权力和贪污受贿，会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两重意义和两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但是，我们德国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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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而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国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在英国也刚刚开始；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权势的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最长寿命相等。您还可以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已大出其丑，而人民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中国也曾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国有的问题不等于公有也会有。以政府所有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在更大的范围内不如以社会公有形式表现出来的公有制。——批注}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1863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无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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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
41、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耶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作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耶尔的梅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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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认为妻的动产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4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阁下：
　　收到您的2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几次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刚刚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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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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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令，那时我们的金融市场就要崩溃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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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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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盈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为，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经营、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因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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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越来越显现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部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的我过去的明智批评家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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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与一切形式的政体都协调得不错而且有能力这样做。

43、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只限于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显然这一切暂时不会来麻烦您。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通常总会发生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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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容易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中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说，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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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1881年
4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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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该从现在起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拉的计算法，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就应为大约1×2¹⁴⁴/60盾，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地球的质量不超过为6×10²⁷克。如果将1克黄金在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放贷（年利率为3.5%），那么2000年后的这1克黄金的本息和为7.6×10²⁹克，相当于126个纯粹由黄金做成的地球。——批注}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计划生育。——批注}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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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容易的办法。”
　　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45、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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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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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4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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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反映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但它只适宜反对国有企业，而不适宜反对公有制企业。——批注}

47、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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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期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

646

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1882年
48、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事态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1000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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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49、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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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苏联人就是教训，而这被恩格斯预见到了。——批注}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远不能保持住埃及），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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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已经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屏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敢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个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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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很宽。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得到成功，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能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争论，工人政党就存在不下去。——批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谋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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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

51、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而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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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52、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的辩论会），这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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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1883年
53、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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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54、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伦教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蘅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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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55、恩格斯致菲·范派顿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4月2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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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5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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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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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
5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停收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消息。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会避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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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由国家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7000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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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原始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泰勒、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内婚制、外婚制，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收不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
　　衷心问好。

59、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关于三月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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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纵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6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样一来，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比《新时代》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考茨基的一切行动，就他告诉我的和就我对事态的判断而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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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先生们形式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他们这种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法而取得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国出版的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展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再来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都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因为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的话能够被人倾听，而我们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成分裂，那么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冒着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么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么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也就是说，在当前应当由于纲领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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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而发生。纲领是这样地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对你来说，那里有足够的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急躁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自己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从千百次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得太清楚了。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作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待这些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是很会讲话的，你们完全可以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消除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会有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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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本应该给他写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9日；到时我可能接到你的回信。
　　问候考茨基。

6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是碰不得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像这个词是来源于bacca，而不是来源于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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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
　　随信将稿子挂号寄还。
　　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所下的不容争辩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抽象的本质。——批注}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这不过是这个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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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必须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63、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已译完的那部分，占全书的3/8）。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药。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愿不久会进一步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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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6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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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1885年
65、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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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月13日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只要火药一点看，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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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心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一场宫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在一起，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66、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

　　……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像德国人那么迫切，这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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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根本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妇女界争取妇女形式上的权利的先驱们，即主张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的那些人，自己也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6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旧和新》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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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么，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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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家能驾驭自己的作品……

1886年
6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的多数派指明一条出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际上可行的，不管现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糟踏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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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总之，要从内部，从根基上炸毁普鲁士这样的建议多数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适当方式的，就像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是没什么危险的。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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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恩格斯致爱·皮斯

［草稿］
尊敬的先生：
　　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特殊的概述，我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600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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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亨利·乔治的成就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的势头已经在11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被打掉。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最主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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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正因为如此，大学里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后果并不严重，大学生们毕业后自然会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批注}
　　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8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美国的今天仍然如此。——批注}如果那里存在着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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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7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的序言当然将完全论述美国工人最近10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向前进展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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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1845年和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二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教条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作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卷入运动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这些人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因此，我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论亨·乔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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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骑士”的时机尚未到来……

1887年
72、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大为失色。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的加剧并从而导致宗派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皮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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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

1888年
7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尊贵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庸人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结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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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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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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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1889年
7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

亲爱的特里尔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8日的有趣来信。
　　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您成了它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一点开始吧。
　　您原则上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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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鲁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的说大话的英雄，那么，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议员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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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方面，据我判断，您反对中央理事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丹麦左派党多年来充当反对派，表演着这一出有失体面的喜剧，不遗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并且可以看到，这个左派党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鲁普和好。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长此下去就要丧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于说到中央理事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行动方式，那么在1840—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格的组织”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以后，当然未必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批评和争论的重要性。——批注}难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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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1890年
7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唯物主义的运用方法。如果仅仅拿唯物主义来解释各种政策，那它也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批注}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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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多少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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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运动又回到旧有的停滞状态，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距天壤。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熟悉一下……

7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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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公平的分配不是不变的。——批注}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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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作为一名教师，如果给学生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也可以看成是犯罪。——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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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恩格斯致奥·伯尼克
奥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劳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我只能给于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批注}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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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目前党内政治纪律严肃得很不够。——批注}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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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帮人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合格，更何况不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应当清除这些人，尤其是海归。——批注}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79、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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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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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谓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首先要有集体的概念存在，而这个概念不能说成是个人的集合就是集体。——批注}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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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8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建议，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研究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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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当今的金融学同样头足倒置。——批注}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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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某个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今天证券交易所中的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也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是为了股票持有人和经营交易所业务的金融家们的利益。——批注}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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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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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律问题。——批注}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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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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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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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1891年
81、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还是言归正

705

传，谈谈马克思的信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进行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用意。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估计，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可是，这一点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维也纳的《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说了。
　　你在《新时代》第21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你这样做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么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总是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么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况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作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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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相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看来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没有作过什么解释。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是有义务的。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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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
　　《前进报》上的文章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对二者一并答复。对《前进报》上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好像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从我这方面来说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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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可是今天费舍来信，又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

8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巴尔特的书，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一个人评价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的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体系，——这个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他的这个所谓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他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黑格尔有时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为一谈，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如果值得花气力的话，我还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尔特就是我们莱茵河畔称之为哥林多懦夫的那种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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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那些批评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的人也是这样做的。——批注}“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的。
　　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您一一指出几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显然，此人如果不是这样急于下最后的结论，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给他一顿应得的痛斥，对他会大有好处……

8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刊登的你那个草案中，我突然发现写上了“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我担心已经太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不谐和音，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将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经丧失采取任何进步行动的一切能力，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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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不能像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实行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条件的统一，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自己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制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义务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们德国人可以向他们学习的程度，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直到现在还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总是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委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简单地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何况这种倾向，例如在英国，永远不会彻底成为事实。如果这里发生变革，资产阶级还会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时，对将被推翻的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将失去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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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用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尽管我们的人，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以来的《前进报》上，用得太滥了。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用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开幕了。10月14日是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的开端吧！

8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
　　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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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在这里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问题。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还有其它更通俗的例证的吗？——批注}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您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的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重要得多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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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制造出一打来……

1892年
85、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0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比较优势原理。不能。——批注}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发动机和工作机械，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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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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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同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相比较，便也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变成了传统的遗产，而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的现在主要是为这个未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主要是物质性质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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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正是在美国产生了公共选择学派。——批注}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800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15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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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
8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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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前进报》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如何看待交易所。——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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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很遗憾，我只能略做一点：我没有时间做，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一部分是在同盟。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写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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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到拉夫莱和察赫尔，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愿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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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90、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只要不是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围绕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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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1/3，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3—5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
　　现在来谈我们原来的题目。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来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民公社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有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有制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有制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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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1882年1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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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派·怀·罗·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

91、恩格斯致弗·梅林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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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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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钱颖一就是这样以为数学没有研究对象。——批注}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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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说一次当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作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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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的征服者代表外国的干涉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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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1894年
92、恩格斯致朱·卡内帕

亲爱的公民：
　　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20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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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再冲突。——批注}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21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作好准备，所以不能浪费时间。
　　衷心问好。

93、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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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大学必须把握社会需要，必须接近社会，而不能呆在象牙塔里。——批注}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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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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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9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前激进派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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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9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固步自封，而且多亏海德门，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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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报《工人领袖》，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选民的背弃，他很容易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议会中的席位，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诞生的时候向女王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极不值钱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独，海德门和基·哈第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而他装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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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正在风行起来。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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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海归正在使资本主义征服中国。——批注}……

96、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通过争论消除甚至是确实存在的分歧，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在党分裂以前谋求党的统一。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并不总是不得不戴着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而且还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的特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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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他们要求党批准他们投票赞同国家预算和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攻击的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产生的必不可免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攻击的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国家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策略，这个策略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国家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么，他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上能够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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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中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作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欢欣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作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中国共产党在允许雇佣奴隶制存在的同时，必须强调这是权宜之计，不能认可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的主张。——批注}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问题是要“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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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97、恩格斯致威·桑巴特

尊敬的先生：
　　在答复您上月14日来信时，对您惠寄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谨致谢意。这篇文章，我在亨·布劳恩博士好意寄给我的那一期《文库》里已经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我很高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也看到对《资本论》作了这样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对马克思观点的表述。尤其是第576和577页上关于价值概念的转述，我觉得谈得太远了一点。如果是我，那就首先对这一概念从历史上加以界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迄今唯一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经济阶段，即存在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如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批注}。其次，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有一个在概念上更狭窄的表述。可是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您所谈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但在第586页上您直接点了我的名，您这种用手枪顶住我的胸膛的惬意的做法使我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要您“相信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个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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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v){这里出了点差错。——批注}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时所借助的那些逻辑中间环节，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具有某种历史类似现象或某种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现实性，所以它们在下面的过程里也就获得了这种现实性：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应得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一点。{这也算无形的手吗？——批注}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
　　那么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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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出发点，而不是要证明的结论。——批注}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们首先看看第三卷上册第153—156页的叙述，这些对您转述价值概念也很重要，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具有或曾经具有比您所赋予的更大的现实性。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
　　致深切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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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为什么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释。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研究的状况，由于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贬为实际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只有从那里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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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它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一般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这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获得完全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实际上，利润率是根据各个企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您可以举工资规律即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为例，劳动力价值只是作为平均数实现的，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总是如此，它在每一个地区，甚至在每一个部门，都随着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变化。或者以地租这种从被垄断的自然力中产生的超出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为例。就是在这里，现实的超额利润和现实的地租也不是绝对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
　　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
　　1、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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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包括地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a)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它在代数和中互相抵销；
　　(b)由于库存货物（例如，当第二年歉收时，上一年收成的余额）的价值上涨而来的利润。这种利润如果不是已经被其他商品的价值下降所抵消，在理论上归根到底也应该平均化，因为，不是买进的资本家必须多支付的正好等于卖出的资本家多取得的，就是当问题涉及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工资终究必须提高。可是，这种价值上涨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在几年的平均数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的，显然要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才会出现；工人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十足的报酬；
　　(c)剩余价值的总和，但是其中还要扣除送给买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那时过剩的生产会缩减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实际含量以内。
　　由此就已经自然地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还要考虑到，总剩余价值和总资本都不是常数，而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变数。于是，很明显，利润率由Σm/Σ(c+v)来表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经常与这种统一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切场合都是如此。
　　难道封建主义曾经和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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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决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在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关于第三卷的文章中，我也发现了这种削弱价值理论的倾向；他显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种稍微不同的答案。
　　而您在《中央导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却很好，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由于它的量的规定性——同旧经济学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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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理论之间的特殊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证。那位著名的洛里亚自作聪明，认为第三卷中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完备的回答。现在有两个人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的拉布里奥拉和正在《社会评论》上同洛里亚进行论战的拉法格。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罗马维克多－艾曼努尔大街251号），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文；另外再寄一份给保尔·拉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国塞纳省勒佩勒），这会给他提供必要的论据，他会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经就此写信告诉他们两人，说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对主要论点的现成的答案。如果您无法寄发这两份东西，请您来信告诉我。
　　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衷心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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