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

学者的分流

美国为高油价而战 欧债危机旨在消灭主权国家 无题（旧诗一首） 最懂经济学的人和最懂经济学家的人

对外援助（贷款）要用人民币 以德治国要先治法 政治体制改革的本义是加强党和人民对政府的制约 美国不增债，拿什么去打仗？

中国“第一翻译”为外国资本谋取在华利益 朱清时不是教育家，南科大已失败 不合理的财政预算年度和进度催生小金库

塔利班打败美国的启示 “程序正义”是最大的非正义 需要一点科学精神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

扩大国内消费与扩大内需的差别 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我何事？ 疑罪焉能从无 国资委已成国企改革最大障碍 布什与拉登

中国改革与资产阶级 人大代表的助手 失败的《红日》 中国金融能独善其身吗？ 三鹿奶粉与王海打假

政府卖地的收入 现代种族灭绝论 解放思想是解放什么时期的思想？ 支持日本入常的三个条件

人权是个王八蛋 阴阳五行的数学解构 为人民服务与为纳税人服务 以改革发展取代改革开放 物权法是先进的？

官方的冒牌的经济学家 冒牌的“恩格斯” 民企与国企的原罪 “实事求是”新解 中西医辩

一个基本点，还是两个基本点？ 经济学研究的三层境界 经济学家的诚信 减薪与加薪 论妓女职业正规化

心与产孰恒？ 晏智杰意欲何为？ 上九流与下九流 知识产权的本质 新两个凡是

非法的国有企业改革 哈耶克的愚役 抗战尚未胜利 有教无类 个税起征点全国应统一

改杜甫诗一首 MBO喊停的理由 375路公交的诚信问题 荒唐的中国经济学奖 用出口税调节人民币升值

还是提醒美国吧 死刑不能废 法院与人民法院 亏损国企老总应公开道歉 自我膨胀的郑渊洁

红帽子的新戴法 不申请某些课题的理由 北大改革 台独：欲擒故纵 鲁山五洗

管理层收购是逆潮流而动 吸烟·自由·民主 关于当今数学的思考 蠢野猪式的日本人 宗教与恐怖主义

B股市场对内开放为哪般 陈水扁折腾人 抢注域名又何妨 网络经济的内与外 诺贝尔奖

学者的分流

　　在网上看到张尧庭老师写许宝騄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许先生是如何把数学家分为三流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00c4c0100axdd.html）
　　张老师是我的榜样，也算是恩师。许先生更是我敬重的祖师。我觉得许先生不仅把数学家分了流，也把其他学科的学者分了流。
　　也就是说，第一流的学者能开闯新的领域。第二流的学者能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尤其是能使年青人在这个基础上较快地进入科学的前沿。第三流的学者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剩下的就是不入流的了。
　　我的目标是坐二望一。附带说一句，这里的“学”是指科学，不是神学。像西方经济神学那个领域里的人，也可以参照划分几流出来，但其中的第一流，连经济科学中的不入流都不如。

美国为高油价而战

　　有人说什么，先进文明总是要战胜落后文明的。但是，“先进”文明拿什么战胜呢？在过去是坚船利炮，但随着“落后”文明也有了坚船利炮，“先进”文明就不得不从战胜中退却了。二战之后，“落后”文明纷纷击败“先进”文明。如今，“先进”文明又要战胜“落后”文明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耀武扬威，这次靠的还是坚船利炮，只不过更“先进”一些罢了，是航母与核武器。于是，“落后”文明也要先进起来，尝试拥有这两样。但这次，“先进”文明坚决不允许了。不仅不允许“落后”文明拥有这两样，连靠近这两样也不许。比如，连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也不许了。
　　但是，最近欧美制裁伊朗，并要在中东动武，却并不仅仅是伊朗核问题，而是因为油价不够高。在“填厕所”（由于该所没有半点学术研究能力，其报告只配填厕所）的一份攻击国企的报告中，不小心泄露出美国的成品油与原油的价差远高于中石油。金融危机之后，需求不振导致成品油需求量和价格下降，美国石油大亨的利益受损。曾经为石油大亨的私人利益动用国家力量到伊拉克、利比亚抢石油的欧美政府自然急在心里。这不，当美国石油大亨的原油商业库存增幅超出市场预期，导致纽约市场油价开盘后一度震荡走低后，他们的寡头兄弟美联储也急急忙忙宣布将在2014年底前维持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不变，以促使纽约市场油价反弹。（http://money.sohu.com/20120126/n332978187.shtml）
　　显然，一旦海湾局势紧张，原油价格必然上涨，这时纽约油价就可以趁机大涨了。而且石油大亨们早些时候低价收进的原油库存就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了。因此，石油大亨的原油储备越是充足，欧美国家越是要制造紧张的海湾局势，并迫使其他国家减少来自海湾地区的原油库存，以维护纽约市场的高油价。
　　只不过，中国是否会在国际上反对“先进”文明的强盗行径，不拿公平正义做交易呢？尤其是这种交易并不能给我国带来利益，只会带来损失，至多只是在不同程度的损失中选择稍轻一点的损失，就像欧美使我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损失惨重一样。

欧债危机旨在消灭主权国家

　　昨天下午抽空出去坐了坐，有个教授突然问我，如何看待欧债危机？我的回答是危机总会过去，就看它如何过去，和身处其中的人准备如何过去。其实，欧债危机也就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旨在消灭欧洲的一些主权国家。
　　这是因为，既然欧洲货币一体化了，那么控制了货币发行权的金融寡头，就要把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但是，这种统一不会采取当年东德和西德的合并模式，一是那样的成本较高；二是如果欧洲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民众和国家的力量会妨碍金融寡头的行动。所以，希腊要搞全民公投，那些平时把民主挂在嘴边的人立马跳脚起来反对。因此，金融寡头们最乐见的是欧洲大量存在有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没有主权的国家。这也符合这些人平时所说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因为他们嘴里的人权其实就是财产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过，公债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而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因此，对于金融寡头们来说，不怕别人负债多，就怕别人不负债。欧洲历史上曾有债务人监狱，专门关押欠债还不了的人，一些法国的政治家也曾因为欠债被关进监狱。当年法国著名人物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投机法国总统成功后，就面临负债累累的他一旦失去总统宝座就要进债务人监狱的境地，于是再次冒险政变，成为了法国皇帝。实际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处于债务人的境地，就不得不听命于债权人的，从而债权人成为了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在欧债危机中，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都被金融寡头而不是全民选举给换下去了。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欠债务比美国欠的债少得多，而且即便把这些债全免了，财产损失上也不伤在金融寡头分毫。但为什么这些债权人要揪住不放呢？这是因为，时机很难得。债权人要借此控制欧洲一些国家，把他们沦为真正的附庸。所以，欧债危机再怎么闹，欧元区不会解体，金融寡头也不容它解体，但希腊等国将不再是实质上的主权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独立主权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经济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处于雇佣奴隶的境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不得不听命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而造成他们失去生产资料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高利贷者盘剥而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如今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也落在了他们的国家身上。在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中，一个首要的方案是出卖国家资产和国有企业，从而使得一个国家彻底失去支撑自己主权独立的经济基础，只能听任金融寡头的摆布。这也是为什么希腊出卖国家资产和国有企业，换来的不是债务的全免，而只是可以新增一些债务的“权力”。金融寡头所追求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都成为他们的债务奴隶。而希腊等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就在欧元区经济中屈从于金融寡头们，因而在这场欧债危机中没有承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成为了温水中煮的青蛙，用马克思举的基督教教义中的例子来说，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继承权”。
　　当然，对于欧洲的历史来说，这也未免完全是件坏事，它会最终导致欧洲无产阶级的真正大联合，成为下一场革命的巨大推动力。

无题（旧诗一首）

　　国在山河破，
　　城春草木空；
　　感时尘蔽日，
　　恨别沙敲钟。
　　东北塌矿井，
　　西南漫江洪；
　　科学论发展，
　　何年净苍穹。

最懂经济学的人和最懂经济学家的人

　　在一次讲座中，我提到香港有位社会学教授说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我说，其实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张维迎。
　　张维迎写了本《市场的逻辑》，这样的书国内能写出来的不下成百的人。但是张维迎说了一句话，表明他是中国最懂经济学的人（指在西方经济学界内）。他说，如果给他十亿元，他可以写一本反过来的书。
　　而国内最懂经济学家的人是谁呢？是任志强。这位资本家，严格地说这位资本家符号（如果资本家是金币，那他就是金币的符号——纸币），时不时地到媒体上发表原本应当由经济学家来发表的言论。这表明，他是最懂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和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符号的。看来，这些经济学家及其符号尽管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未能很好地揣摩资本家的心思，做不到让资本家完全的称心如意，以至于就像当年英国的资本家不得不教训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样，任志强不得不亲自出面给他们示范。

对外援助（贷款）要用人民币

　　如今欧美的经济危机还在深化，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一方面频频发动战争，除了利比亚，还要对叙利亚和伊朗动武，另一方面他们强烈地要人均收入远低于他们的中国为他们的危机买单，并拉动其他国家一起向中国施压。此次G20峰会对中国来说，原本就是鸿门宴，幸好有希腊这位项伯搅局，中国才逃过一劫。
　　面对这样的压力，中国的应对既不能逃避，又不便硬抗。比较合适的就是软抗，绵里藏针，迫使对方知难而退。首先，就是中国要呼吁世界和平，要求由联合国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争议，也就是说，一旦欧美对外动武，就说明他们有余力解决外地区问题，就更应当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来解决本国本地区问题，从而根本不需要中国伸出援手，中国可以以此来拒绝援手，即便援手也随时中止，并要求对方退还援助（贷款）。也就是说，中国对欧美的援手是以和平为基础的。其次，中国对外援助（贷款），包括购买外国国债（美国的除外，已经不必购买了），要用人民币。当年小日本对我国的贷款就有不少是以日元而不是以美元放贷的。这样做，一来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出口，因为他国持有人民币只能用于从中国进口商品；二来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受援国必须用人民币还贷，从而不得不将人民币作为外汇来储备，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和贸易结算货币最必要的前提。三来避免我国的援助（贷款）因美元的贬值而贬值。四来迫使欧洲国家为防止人民币冲击欧元，阻止我国在欧盟国家发挥作用而不敢轻易向我国施压，从而实现软抗。
　　如果万一欧洲一些国家同意并要求接受人民币援助，那么对中国将利大于弊。首先，央行票据吸纳的人民币（主要是美元外汇占款）有用武之地，而且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其次，中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关系将会变得十分紧密，中国的国际市场会更加开阔，国际地位会有实质性的提升。相比之下，如果中国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只是在加强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的地位，而不是加强中国的地位。

以德治国要先治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断看到令人痛心的事，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荒者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在此之前，一位88岁的老汉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老汉因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
　　是什么导致一些人在道德取向上有违我国传统的扶老携幼、扶危济困的价值判断呢？有人说，这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的不良影响，但是那些“主义”在世界各国和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但却很少导致老人倒地无人扶的现象。这里还有更现实的因素，那就是今天的法治与德治存在冲突的一面。2006年11月20日，一位青年在南京市救助候车时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的徐老太，却被老太太及其家属认定为“肇事者”，法院判决青年赔偿4.5万余元。这就是著名的彭宇案。受此案件的影响，一方面诬告救助人的现象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人不敢轻易伸手救助。可以说，是彭宇案的法官害死了上面提到的小悦悦和老汉，是不合理的法治妨碍了甚至破坏了德治。
　　另一个法治妨碍德治的例子是，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对父母为子女结婚购买不动产的认定等规定也对德治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这样的规定，那就只好自己的父母自己养。这是因为，如果一方借钱或用自己的婚后收入（这是要算作夫妻共同财产的）赡养自己的父母，由于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另一方可以坚持自己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权利，不参与这个赡养活动。而且父母给儿子买的房子，儿媳没有份，双方的财产关系撇得如此清，让儿媳如何对公婆尽孝？中国的传统美德再次受到打击。而且如果夫妻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负债没有偿还的义务，那么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方对于另一方负债所获得的盈利也就没有享用的权利，家庭纠纷从此只怕少不了，家庭无法和谐，那还能形成和谐社会吗？
　　因此，要以德治国，或者说，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治法。要使法律条款符合建立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要求，“以保障国家各项工作都有秩序地进行，保障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利和合法权益。”如果听任法治妨碍德治，那么依这样的法治国，只会越治越糟。
　　当然，完善法律条款仅仅是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第一步，还有十分重要的第二步那就是选好法官。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女儿的信中曾经提到，“法律是法律，但法官根据法律要做些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8页）前些时，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后，却改判李昌奎死缓。该判决最终引发一场轰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并被称为"赛家鑫"案（赛过药家鑫）。对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田成却表态：“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这就是说，法官们要的是标杆和典型，而不是正义和法律精神的落实，此案最后再次改判李昌奎死刑，避免了德治在彭宇案后再次遭受少数法官的沉重打击。
　　胡锦涛同志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作为考察干部德的重要内容，把领导和推动科学发展能力作为考察干部才的重要标准，把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考察干部实绩的重要依据，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这个选拔考察干部的标准也就是选择法官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人不能做法官。
　　只有使我们的法律条款能够切实反映和维护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法官队伍能够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德才兼备，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全面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的本义是加强党和人民对政府的制约

　　据说一位中国政府官员在国际会议期间声称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之一是摆脱党对政府的干扰。真是奇闻。全世界现代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存在摆脱政党对政府干扰的政治体制（前不久美国两党争论政府的国债要不要违约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党对于政府的干扰形式），这位政府官员又打算引领中国人走一条什么样的“神奇”之路啊？当然，耳闻总难免有点虚，不过，鉴于如今中国言论十分自由，什么怪论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分析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本义应当是什么。
　　与政党相比，政府是直接的暴力机器，这个暴力机器要是为恶的话，会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因此，现代政治体制严格来说就是制约政府的体制，这种制约不仅包括来自议会或人大的，也包括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党的。对于统治集团（无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某个集团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某个集团）来说，重要的是使本集团的意志“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即依法治国来实现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
　　因此，无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只要不是倒退回封建专制主义的，其本义都应当是加强（政）党和人民对政府的制约。（需要说明的是，“人民”一词严格地说只是指本阶级或靠拢本阶级的成员，对立阶级的成员是不会被视为人民的。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独立时政治家们话语中的人民是不包括黑奴的。）
　　应当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的权力总的来看是越来越大了。一届政府中的某几个官员就可以不经人大或党代会的批准随随便便地把此前多届政府期间形成的国有资产贱卖掉或白送掉。政府可以随便让数千万人下岗，失去工作。政府还可以随便地赠与外资企业经营性土地，而向本国民众的住房用地要高价。一届任期不过5年的政府可以随意处置70年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收益。政府可以随便把本国黄金储备送到国外，可以拒绝储备规模相当的黄金等实物而只储备大量的白条（美国国债），可以随便制造温和的或不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随便对外允诺加入WTO时中方要付出的代价。政府还可以随意把国人当小白鼠，在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地强行大面积种植和销售未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对人畜绝对安全的转基因主食。
　　更为甚者，政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随便不认账，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问题推给别人。例如，有这么一篇博文（http://blog.gmw.cn/home-space-uid-127061-do-blog-id-372589.html）写道，一位前政府官员说，他不主张发展小汽车，不要花那么多钱去补助、去推动，他曾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但是，要拿公款买小汽车，首先是要报预算，要有这笔经费的，而这位前政府官员在位时恰恰是报了这样的预算的，同时他自己又报过几分钱的预算来发展公共交通？不正是他的抓大放小政策糟蹋了生产公共汽车的国有企业吗？他自己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又如何责怪别人呢？而且扩大内需（包括让人们掏钱去买小汽车、买高价住房甚至高价教育），他也是始作佣者。再例如，这篇博文还写道，一位现任中央政府官员说，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可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攀比GDP指标，而这位中央的官员在自己的工作报告中为什么不率先取消GDP指标呢？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央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不为保护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风光下拨必须的经费，反而拿大量的国民财富去换美国的白条（美国国债）呢？三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批复农村土地流转，幸好危机后大批农民工被私企老板打发回乡，才限制了土地流转，如果土地流转起来归了少数人所有，大多数人在农村无立足之地，农村还可能会有什么古村落吗？正因为对于政府缺乏制约，官员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才得以全凭他们自己说，但时间还是会还历史一个真相的，尽管代价较大。
　　如今法律上规定禁止政府强拆，只能司法强拆，也就是说，必须政府与司法都认可（包括必须遵守地方人大认可的规划）才可以强拆，总算向制约政府迈出了一步，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大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包括其他参政党）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对政府的直接领导（即便是被称为干扰）来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党要领导人民通过人大来制约政府。制约的主要方式，一是确权或称明晰权力，将不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收回；二是监督和制裁。为此，第一是国资委必须划归人大管理，政府无权单独决定出售国有资产，包括出售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使用权。第二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划归全国人大监控。对于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命脉，人民币的发行和外汇储备以及物资储备，要直接受到党和人民的监控。第三是除了国务院外，国务院各部委都要向全国人大提交自己的工作报告，直接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对于工作报告不能让人民代表满意者，人大即可以直接罢免或撤换。第四是国家信访局划归全国人大管理，以利于根据人民群众的信访意见加强对于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第五是国家审计署归全国人大管理，政府部门内部只设自审自查局用于内部管理。归全国人大管理的审计署有对违规政府部门的领导人进行直接处置的权力。第六是国家监察部归全国人大管理，以便强化对于政府官员监察。
　　若能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能大功告成，从此功过分明，谁也不能推诿责任，谁也不能任性胡来。

美国不增债，拿什么去打仗？

　　据报道，美参院否决提高债务上限法案，白宫呼吁两党妥协。（http://news.sohu.com/20110731/n315008507.shtml）依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美国联邦政府今年5月16日突破14.29万亿美元法定举债上限，如果国会8月2日前无法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债务可能违约。
　　有意思的是，在《纽约时报》网站登载署名为迈克尔-库珀(Michael Cooper)和路易丝-斯托瑞(Louise Story)的文章，以问答的形式对美国政府借债上限的相关问题进行的详解中，居然认为，如果借债上限不被调高，那么政府赤字就不会被削减，而政府也不会获许逃避现有的债务义务。（http://business.sohu.com/20110730/n315000677.shtml）不过，在这里，他们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美国国会第一次为联邦债务制定了上限，将其作为一项法律的一部分内容，这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发行自由债券来筹集战争基金。多年以来，借债上限曾屡次被调高，从1940年的430亿美元左右调高到了今天的14.3万亿美元。
　　这样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国债其实是战争债。如今美国国会两党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在提高债务上限法案上讨价还价，但是最终美国还是得增债，否则美国拿什么在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利比亚打仗呢？另一方面，美国居然也有砖家，竟会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增债，赤字可以不被削减。试问在不增债的情况下，谁为这些赤字买单？增税吗？那直接意味着赤字的削减，而不是赤字不被削减。
　　不过，美国也的确在考虑如何进行债务违约，甚至摆脱部分债务。这次金融危机就令美国以局部破产的方式摆脱了不少商业债务，但是政府债务，尤其是国债却难以这样摆脱。另外，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造成的微妙局面下，美国国债违约是在玩火，不仅有可能会引爆新的经济危机，而且可能会引起政治危机。美国未必能筹到足够的钱去打仗，也未必有钱去支持他们的傀儡政权。
　　美国是一个拿国家利益为私人部门服务的国家，战争的开支由国家承担，而战争的收益归私人企业所有。例如，在伊拉克，美国石油企业就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从而美国的私人企业越富，国家越穷，而这些私人企业是不会为国债买单的。美国国债只能在不断减税的政策下，由美国全体民众的税收慢慢来还。而这些税收还必须首先用于美国国内的开支。要指望从美国的财政盈余中还，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规模的美国国债，即便利率只有1%，一年也得1000多亿美元，让美国财政不赤字还每年盈余1000多亿美元，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美国只能借新债还旧债。
　　无论如何，美国都得提高债务上限。但是，这次美国国债闹剧也提醒我们，看来，中国也应当出台一个法案，限制购买美国国债的上限。不能再拿中国的财富去换美国的白条了。

中国“第一翻译”为外国资本谋取在华利益

　　看到一则新闻。据报道：曾任朱镕基翻译，一度有“第一翻译”之称的朱彤出任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中国区总经理。（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7/02/7396789_0.shtml）有意思的是，这位翻译在朱总理退下来的2003年即进入德意志银行，并被任命为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德意志银行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部主管，该部门业务十分成功，曾带领德银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等重大交易。
　　然而无论是朱彤本人的成功还是她的部门业务的成功，都令人不得不浮想联翩。首先，一个以前没有学过金融专业也没有从事过基层业务的翻译在金融界取得如此成功，只怕要让金融学的博士和在金融界基层打拼很多年的人士难以心平气和。日后商学院招生就不要考本专业了，还是考外语吧。其次，她和她所在部门的成功只怕与她自身的金融知识无关，而与她的社会交往有关。作为曾经是领导身边的人，出任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高管，为外国资本谋取在华利益，多少有些说不过去。真不知这是中国的特色，还是国际惯例？

朱清时不是教育家，南科大已失败

　　最近，围绕朱清时创建的南方科技大学的争议不断，先是录取的学生拒绝高考，后是从香港请来的团队撤离。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朱清时不是教育家，南科大已失败。
　　本人有幸在中国两位教育家主持或创办的学校里呆过，听过两位教育家的故事，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另一位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这两位教育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是院士或学问大师，因此他们不是参照自己的学问需要出发去培养人，而是从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的发展出发去培养人，要让学生们能够在社会上立得住。与这两位相比，朱清时是学问家、化学家、政治家而不是教育家。朱清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当校长是1998年，适逢北大百年校庆，中国教育迎来黄金发展期，但在10年校长任期内，中国科技大学在与国内其他著名高校或世界著名高校的比拼中相比上世纪80年代有何突出成就？反正我是未尝一闻。当年我们那一届高考（1986届）时中国科技大学在学生们的心中还是最热门的大学，如今呢？
　　朱清时说，他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某方面的专才，而是想试试个性化设计教学大纲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http://news.sohu.com/20110623/n311352972.shtml）这表明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然，像这样的实验，不是不可以做，但只可以在一个大学的一个系或一个学院里做，北大就有元培学院在做这样的尝试，但其成绩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这样的实验不是化学试验，几小时或几天就能拿到结果，要跟踪数十年，因此，这样的实验根本不适合在学校一级大规模进行，否则大量培养出的是没有社会需求的那类人才，怎么办？这种做法其实跟草菅人命没有什么两样。 另外，个性化教学，以前不是没有。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学习时，据说全班只有四个人，却有五个老师上课，所以被老师们盯得很紧，作业批改极为仔细，谁不努力或谁哪一点有不足，老师们都及时过问，因此，那个班的四个人后来全部成了教授（而且并不都是数学专业），其中还出了两个院士。不过，南科大的这一班有45个人，却没有同样比例的老师盯着，甚至有没有三五个老师盯着都值得怀疑，谈什么个性化教学呢？
　　我在北大的一位老师曾经跟我们讲，他在做学生时跟着老师参加一个卫星通讯项目，当他的计算完成时，要他签字并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一旦卫星上天后通讯出故障，最终发现是他的计算结果不准确，他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当时他的老师在另一个项目上，无法帮他，他只能独自面对。结果他又复核了一遍自己的计算，签了字，担了责任，最后自然是万事大吉。试问，南科大的学生在朱清时的纵容下，抱团拒绝高考，他们连经受高考的勇气都没有，即便学到了一些东西，又能做什么呢？没有经历过高考这样的对心理素质的大考验，人们又如何指望他们独挡一面？他们敢独自面对什么吗？他们与文革时交白卷的张铁生有何差别？
　　至于朱清时说这些学生思想境界很高，远远高于三个教授，那只能让人笑掉大牙了。所谓思想境界高，无非是一个学生说过：“我一生就想做一件大事，在我老了以后，我的孙子会问我，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大事没有？我就会对孙子说，我参加过中国教育改革实验。”如果进了一所大学就算是做了一件大事，这样的境界只怕要令他的孙子汗颜。朱清时如此捧杀这些不经事的孩子，还有半点教育家的影子吗？
　　更可笑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号称要在中国进行所谓的创新教改，那不就是不顾中国国情或要改变中国国情吗？怎么香港团队一撤出，又指责别人不理解中国国情了？说什么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了？如果不是要按外面的和尚方式念外面和尚的经，又何必办这个大学呢？
　　朱清时反复强调要在大学里去行政化，让教授治校，可是几位香港来的教授并没有治校权，而他们也主张“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对此朱清时回应道：“教授处于教学科研第一线上，他们最容易理解和发现真理，所以我们提出了‘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要求一流的行政管理。”这再一次表明，朱清时是化学家不是教育家。化学教授最容易理解和发现化学方面的真理，但他会是最容易理解和发现管理方面的真理吗？如果要是像朱清时想的那样，心理学、财务学等与管理有关的学科都可以取消了，学了化学就什么都能管、什么都能治了。让教授们去做一流的行政管理，古今中外都不曾有。朱清时看到了“教授治校”这个名词，却不理解它的内涵并不要求教授们亲自从事行政业务。一流的行政管理并不是教授们能够做到的，反倒是陈嘉庚那样的校主可以做到。
　　朱清时是一个很好的梦想家，但不是教育家，既做不了陈嘉庚那样的校主，更做不了蔡元培那样的校长。他只是把别人的一生和别人的财富拿来做他个人的实验而已。南方科技大学即便在他的主持下能够办下去，也只不过是失败、失败、再失败。

不合理的财政预算年度和进度催生小金库

　　收到单位会计的一封群发邮件，说是根据财政部和上级的要求，2011年课题经费要严格执行预算进度，现在已经是6月份要完成课题预算的60%，到7月份各项财政课题执行进度必须达到预算的75%。请财政拨款类课题负责人到财务核对课题进度，及时报账。如果没有按照完成进度，相关经费将被核减。同时，会计请同志们注意：报销要按有关规定，不能发生“小金库”现象，既要按时完成预算进度又不能违纪违规。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审批财政预算的全国人大会议是在3月初开会的。而我们国家的财政年度是从1月1日至12月31日。这就意味着，从1月1日至3月初，国家有关部门的运行费用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是没有得到批准的，是垫付的，是事后补批准的。这笔钱是从哪里垫付的，我还不清楚，但估计是从大金库里垫付的，毕竟数额太大，拖欠不了，不仅个人垫付不了，小金库也垫付不了。
　　但是，具体到财政拨款类课题，那么大金库是不可能垫付的，只能在预算批准后才能拨付。今年的课题费就是在5月份才接到通知可以报账的。但这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了。这四个月的开支由谁来承担呢？只能是由个人垫付，这算什么呢？这当然也要算是小金库了，只不过这个小金库里的金额是负的，是亏空的，是要等拨款下来后，才能补上的。如果没有这种负的小金库，那么前4个月，课题研究就无法开展。从5月份经费拨下来，到6月份两个月时间要完成预算进行的60%，摊到全年来算，就是说2个月要完成7.2个月的工作量，这可能吗？当然，这也是可能的，其前提是，课题研究的工作量必须是很轻的，全年的计划其实只需要集中3个月就能完成，所以2个月差不多能完成66%。那么其他9个月就没有什么课题研究工作要做，这不是典型的人浮于事吗？
　　接到这个通知后，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小金库难以禁绝了，而且也不宜禁绝了。否则有关方面的工作就必须是极具季节性的，每年的年头和年尾都不干活，只在年中突出一下。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电子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不合理的财政预算年度和进度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公共管理水平。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财政年度不是从1月1日到12月31日，而是从4月1日至第二年的3月31日，这样的财政年度安排非常适合我国三月份开全国人大的国情，为什么不学习引进？另一方面，预算的执行进度为什么不按每个项目的开支计划进行，非要一刀切地突击完成开支？那些“规”与“纪”，是可以任意由人的意志来设定的，还是也应当遵循一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性呢？

塔利班打败美国的启示

　　据报道，美国防长称美正与塔利班进行接触。（http://news.sina.com.cn/w/2011-06-20/003422668595.shtml）这是近些年来美国军事力量暴增之后第二次被第三世界国家打败，上一次美国的失败是在索马里。不过，与上次美国的浅尝辄止不同，这一次塔利班是在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信誓旦旦倾大国之力的强大的持久的联合攻击之下取得胜利的，从而意义更加巨大。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第一，帝国主义仍然是纸老虎，就看你敢不敢当它扑过来时去戳破它。尽管它动不动就声称把谁谁谁炸回石器时代，还动用了威力巨大的无人攻击机、巨型钻地炸弹等等现代武器，但是，它并没有炸服塔利班，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炸到塔利班只能手持石器时代的石斧的地步，尽管塔利班所拥有的并不比小米加步枪强多少。第二，人民战争至少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仍然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不二法宝。尽管美国在阿富汗扶持了傀儡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在美国操纵下是按照“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但它显然并不是一个人民政府，当地人民群众支持的仍然是塔利班。第三，高举自由、人权大旗的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与第三世界人民群众为敌的，从而不受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欢迎，帝国主义的自由和人权，带给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只是无辜平民的死亡。第四，帝国主义黔驴技穷，招式老套，强攻不下，就搞欺骗，欺骗得手再进行镇压和打击。不过，这套历史上多次重复的招术早就不灵了。对此，塔利班非常清楚，并不上当。“阿富汗塔利班一直以外国部队撤军为前提，拒绝政府的和谈提议，并称组建和平委员会是美国为欺骗阿富汗公众而采取的政治手段。”

“程序正义”是最大的非正义

　　公正、正义被人们看作是像阳光一样的东西。但是，如今法律界的一些人非要给“正义”绑上一个锁链，在它前面加上“程序”两个字。恩格斯在1882年1月31日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提到，“有人讲（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据称，法律界的夸张口号是，“如果没有程序正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如果连律师都要判罪，将来谁替你们维护正义？”但是，缺乏逻辑的法律界忘了一点，那就是程序正义制造了无数的受害者。那些由于所谓的程序正义而放过杀人罪犯的法官们，不仅要算作是直接杀害当案被害人的凶手，要直接承担杀人的罪名，而且还是杀人犯再次犯罪的帮凶。（参见《管理中的定量分析——中国本土案例解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79页至第81页）而且律师们生来不是维护正义的，而是维护他们自己的钱袋的。显然，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人聘请律师的比例会远远少于明白自己是有罪的人，因此律师们主要是为罪犯们服务的。而且这个世界若无讼争，律师们就会失业。难道他们不会唯恐天下不乱吗？
　　有人会说，如果政府是邪恶的，没有程序正义的话，岂不是任由政府欺压民众？但是，如果政府是邪恶的，那么这样的政府根本不会愚蠢到让人用程序正义来限制它，反而它会利用程序正义来掩护它作为保护伞支持的黑社会来欺压民众。西方国家的黑社会盛行与那里的程序正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程序正义”是最大的非正义。

需要一点科学精神

　　有人传话给我，说有人在背后指责我总是批判，难道我所批判的东西里就没有一点可以算是正确的或可以汲取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在批判的同时加以一些肯定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不是小学教师。因此，当我看到如下的计算：

(3+5)-(9-7)=8-4=4

时，我当然要说9-7=4是算错了，最后的答案也错了。尽管小学教师或许为了鼓励学生，会说3+5=8还是算对了的，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我对批判对象的选择是有讲究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会在我面前承认他是小学生，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别人的导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给他们高于小学生的待遇，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吗？
　　或许有人要说，经济学不是数学。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也同样需要有科学精神，否则就改名为人文社会神学好了。历史上自称为神学曾经是值得荣耀的事，而在今天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是神学，倒的确是会得到我的肯定的。只是那些人还不肯这样诚实。
　　当然，背后指责我的一些人里面也有个别人是为了我好，又不方便当面对我说。那我只能希望这些人能够仅仅为了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自由的，而听任我在学术上保留一点严谨的科学精神。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中国又被羞辱了一回。想想也是，中国领导人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以发展中国家之财力行发达国家之不能之事，拯救美国，拯救希腊，安抚各国的民众。就算日本非法扣押我船长，也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甚至也没有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中国为和平付出了太多太多。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奖给在世界各国狂轰烂炸的美国总统，却不奖给中国领导人，而是奖给中国的一个罪犯。这说明和平是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的和平不是世界人民的和平，甚至也不是普通资产阶级的和平，而发达资产阶级的和平。否则从中东撤兵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为何也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今后还有必要捧诺贝尔奖的臭脚吗？

扩大国内消费与扩大内需的差别

　　有关方面提出扩大内需，于是就有不少人跟着提出要扩大国内消费，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等等。但是，扩大内需只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这一点从把GDP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的满足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起就已经确定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GDP的计算。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价值生产过程是把原材料的价值和固定资产损耗（表现为折旧）转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上去。因此，如果我们在计算产出的总价值时，如果把产出品的价值与原材料的价值和折旧加在一起，那么就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但是，GDP的计算恰恰是将折旧计算在内了。换句话说，如果用投资来扩大内需，即用于扩大内需的不是生活消费品，而是固定资产，那么，投资是计入GDP的，而这笔固定资产今后在生产过程中的折旧也是要计入GDP的。换句话说，固定资产在GDP的计算中是重复计算的，是计算两次的，而生活消费品只计算一次。
　　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自身的GDP，他们只会致力于用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内需，甚至不惜用投资来挤压消费。也就是说，如果不取消GDP这个政绩指标，扩大内需将会导致国内消费的萎缩，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有可能会引爆一场由不科学的政绩指标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危机将是马克思没有分析过的。但其原理仍然脱离不了马克思关于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

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我何事？

　　最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听到有人说，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们要如何如何。
　　但是，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我何事？据说，达尔文在晚年曾向上帝忏悔自己提出进化论。因此，达尔文肯定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但这根本不影响我是达尔文主义者。一个人一旦提出某个学说，这个学说就不再是他本人的私有物。他本人无权仅仅因为是这个学说的提出者就否定它。同样地，无论马克思本人对他的学说如何评价，只要我认可这个学说，我都可以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此为荣。
　　另外，马克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呢？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中，只有在第四卷恩格斯的两封书信里提到这一点：一是恩格斯给施米特的信：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显然，马克思所不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那种不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那些把资产阶级学说当作社会主义学说的人。如此说来，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疑罪焉能从无

　　摘自《管理中的定量分析——中国本土案例解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黑哨的识别和治理”案例。第79页至第82页。
　　在统计学中，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小概率事件在一次随机实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在反复很多次的随机实验中才有可能发生少量的次数。在统计学中，这个小概率的临界值通常选定为0.05，称为显著性水平。它表示我们能够接受的犯以真当假的错误的概率。这个数值必须事先根据具体问题来确定，不能在统计计算后再确定。因此，既然上述概率值小于0.05，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的差别是明显的或显著的，从而实际频数所代表的真实情形及理论频数所假设的公平情形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裁判的误判有利于双方的概率是不相同的，从而这个裁判是不公正的。而我们冤枉这个裁判的可能性不超过显著性水平。
　　但是，法律界的人士或许认为只要存在冤枉人的可能性，哪怕极其微小，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根据这样的数字化事实来宣判该裁判为黑哨。
　　但是，法律界所推崇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是不科学的一个原则，在现实中只不过给了司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例如，中国法律界的人士大力推崇美国法律界无罪推定的原则，即总是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就是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因此，要控告某人有罪，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但是，什么是充足的证据呢？假如某甲与某乙吵架。后来发现某乙死了，某甲在某乙身边，手上拿了把带血的刀。法医验证此刀即为凶器。你能说证据充分从而宣布某甲是凶手吗？实际上，某甲完全可以辩护说，某乙系自杀，他只不过是想拔刀抢救而已。如果真的按无罪推定原则实行，只能宣布某甲无罪。从而，我们可以相信，一个真正实行无罪推定的国度，其被宣判有罪的人数一定会大大少于其它国度。然而美国的监狱却人满为患。在美国被宣判有罪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并没有实行这种无罪推定的国度。可见，美国并没有真正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1]，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原则呢？其目的只能是为了使司法者能够方便地替某些人开脱罪名[2]。
　　据媒体报道，美国有个富翁与邻居吵架，后来邻居被杀，法院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经过律师辩护后，以证据不足，宣判该富翁无罪。此富翁随即搬家，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与邻居吵架，随即新邻居也被杀，法院还是同样判该富翁无罪。这位富翁再次搬家，再次与邻居吵架，邻居又被杀害。法院第三次还是判该富翁无罪。
　　从理论上讲，要真正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只有宣布所有的人都是好人，连坏人也是好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要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只有宣布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连好人也是坏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当年汪精卫在反共时提出“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就是深明此理。实际上，上面那个富翁的后两个邻居就是被法院里的司法者的错误的法学理念所杀，法官们要承担杀人的罪名。
　　显然，盲目推行无罪推定，在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幌子下，将会由于放过了更多的坏人而使得所有的好人都受到罪犯的严重威胁，使更多的好人被冤死[3]。从近年来打击黑社会的报道来看，这些黑社会都是为害多年，伤人无数才受到惩罚。虽然说恶贯满盈，但社会已饱受其伤害。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推行有罪推定。非此即彼，并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路。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科学的方法应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适用无罪推定，在有异常的情况下，适用有罪推定。例如，如果疑犯不在犯罪现场，那么要证明其有罪，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由控诉方举证其有罪；而如果疑犯在犯罪现场，且与被害人有隙，就可以考虑实行有罪推定，不必控诉方举证，而要被控诉方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
　　具体到本案例。当裁判的误判有利于双方的次数分布为2比11时，就可以进行有罪推定，认为该裁判是黑哨，同时，也给裁判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可以认定他是黑哨。即使不进行司法处理，也应当终身禁哨。如果裁判的误判有利于双方的次数分布为4比9，虽然差别也比较大，但是按照前面的方法，调用CHITEST函数计算，在空白单元格中输入
　　=CHITEST({4;9},{6.5;6.5})
　　其值为0.166大于0.05，此时就只能实行无罪推定，要认定该裁判为黑哨，还需要补充其它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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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有部影片讲的就是一个女士被其丈夫设计陷害而被判杀夫，实际上她丈夫并没死。
[2]所谓司法独立，就是要让少数法官阶级来统治社会，就是要让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司法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3]这是少数法官阶级得以冠冕堂皇地压迫大多数人的一个手法。

国资委已成国企改革最大障碍

　　吉林省国资委在通化钢铁公司上的改革闹剧刚刚变成一个悲剧。今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栏目又报道，国务院国资委又强调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要在16个月内兼并重组掉30家中央级国有企业，加大调整重组力度。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政企分开开始的。然而，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闹剧式的调整重组来看，三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只退不进，政企不分更加严重，国资委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障碍。
　　第一，数量和质量什么时候成为了比公平与效率更为冲突的一对矛盾？提高质量就一定要减少数量吗？至于说什么要压缩过剩产能，试问产能不过剩一点，谈得上市场竞争吗？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产能过剩都在50%左右，没有听说美国要全面压缩产能。另外，当前中央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是中国仍然是钢铁进口大国，因为大量的钢铁品种中国至今还不能生产。试问，这些钢铁品种能够通过将中国钢铁企业减少一半而生产出来吗？
　　第二，国资委拼凑了几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但是这就提高了央企的质量了吗？这些央企的规模虽大，但也只是在国内可以横一下，在国际上他们中的哪一个企业具有响当当地品牌呢，哪一个是中国人行走在其他国家时能够引以为自豪的企业呢？
　　第三，实际上，自国资委成立以来，除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国资委没有什么业绩可以夸耀。而数量的减少至多只能说明国资委无能，管理不过来。而国资委管理不过来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企不分，管了不该管的事。事实上，一个企业是否兼并重组完全应当是市场行为，而不能像群众运动式的，规定时间、企业数量，限期完成。有人指责，国企不应当参与房地产市场，也是没有经济学根据的。国企改革，不就是要求企业追求利润和促进市场竞争吗？房地产价格那么高，不正说明这个行业具有垄断性质缺乏竞争吗？国有企业参与房地产，扩大供给，不是有助于竞争和让利于民吗？
　　总之，国资委如果不想成为国企改革的障碍，其职责就应当只是选好国企的领导班子，监督国有企业有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像美国揭露国企受贿上百万，国资委调查万元不到，就是严重失职），有没有流失国有资产，有没有侵犯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其他的事情，包括兼并重组，都应当由国有企业自主决策，国资委不得干预。

布什与拉登

　　看了一个好贴：布什与拉登的默契配合。http://tieba.baidu.com/f?kz=277544300
　　早就知道拉登的基础组织是美国中情局扶持起来的。后来，也知道拉登家庭与布什家庭的石油生意非常密切。
　　但911事件还是迷惑了我，以为拉登与布什，基地组织与美国中情局反目成仇了。
　　然而，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基地组织所作所为的后果，以及拉登迄今仍然逍遥在外，终于让人开始明白，布什与拉登是一伙的，基地组织上层与美国中情局是一伙的，恐怖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伙的。
　　上述好贴揭露了恐怖分子在许多方面与美国政府貌似两个极端，但目的、问题却是那样的一致。实际上，没有恐慌主义对于平民百姓的威胁，帝国主义又如何能够胁迫平民百姓们向其靠拢呢？在发达国家，越是法制昌明的地方，黑社会越猖獗。离了黑社会，那些地方的少数统治者拿什么压迫多数人接受他们的统治呢？
　　都说布什笨。其实，他比蒋介石聪明。蒋介石用特务手段让民众害怕，结果使民众离他而去。布什让恐怖主义使民众害怕（以前是用共产主义，但这一招不怎么灵），结果使民众不得不绑在他的战车上。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主要是打击那些脱离拉登控制的、以为帝国主义才是他们对头的不开窍的恐怖分子，这时他们的情报总是准的，被打击的目标总是逃不掉的。

中国改革与资产阶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当前中国无疑是有资本家的存在的，但是有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却存在着争论。如果承认有，那无疑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改革的某种否定，而这种否定由于基于邓小平理论，从而新自由主义者也将无法像过去那样打棍子和扣帽子了。
　　本人的看法是，即便当前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但是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今天，如果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典型地，如果他的经济理论不能越出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那么无论他如何标谤自己，他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当前在中国一些媒体上翻云覆雨者的一些言论，如“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如“房价一旦猛跌，最先倒霉的不是开发商”，如“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等等，都不能不使我们深信，当前中国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使中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实际上，正是这些代表人物一直在扩大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为中国出现资产阶级，并使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创造着条件。
　　显然，如果我们还想沿着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不能不肃清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而首先可以做到的一点是，在高等院校中让被严重西化的高校领导们所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获得平等的教学条件，让真理在与谬论的对比中散发自身的光辉。

到了为人大代表配助手的时候了

　　据说最近的油价下跌给了出台燃油税一个很好的时机。那么，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就业困难，特别是大学生及研究生的就业困难，也给了我们为人大代表配助手的时机。
　　前些年，据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的老师介绍，中国台湾立法院的议员可以用公款配两个助手。有的议员加上个人的私款，甚至配了十几个助手。所以，台大政治学系的毕业生的就业就有了一定的保障。要知道，中国台湾模仿的是三权分立的西方制度，立法院只是权力单位之一，而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大陆的人大代表更应当用公款配助手，以便更好地行使其权力。
　　在中国大陆，人大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代表各行各业的民意。而今他们在人大会议上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审议政府的预算、工作报告和提出提案。但是，他们未必就是学识渊博的，具有提出提案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科学知识，以及审计政府预算的财经知识。因此，为了提高人大代表的工作质量，也有必要为他们配备法律、经济、政治、环保等方面的助手。
　　为此，结合解决就业问题，建议为人大代表每人配备两名助手。这些助手属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公务员编制。县级人大代表的助手级别为科员级，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两年工作经验；市级人大代表的助手为科员至副科级，本科毕业，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省级人大代表的助手为副科至正科级，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全国人大代表的助手为正科级至副处长，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四年工作经验。
　　所有助手原则上由人大常委会提出人选，人大代表抽签选择。对于不能胜任工作的助手，人大代表有权提出撤换，重新抽签选择，没有人大代表愿意接受的助手可以解聘或转往政府部门，但人大代表不能直接提名任用私人，除非该人大代表自掏腰包。
　　虽然这些助手职位由于工作需要都要求有工作经验，不能直接解决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们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以前毕业的大学生成为人大代表的助手，他们原有的工作岗位也就空出来可以吸收刚出校门的学子了。
　　或许有了这些助手以后，提不出提案的人大代表数会减少，而一些文艺圈的青年代表也不会再被人诟病其提出的提案质量太差了。人大也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了。

失败的《红日》

　　刚刚看完CETV-3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红日》。这部电视连续剧看起来想说明国民党打内战，不得民心，所以失败了。但是，我感觉这部电视连续剧所表现的却是国民党的失败，尤其是张灵甫的74师失败的结果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的不团结造成的。民心的向背至少与张灵甫的失败没有什么关系，解放军牺牲有余，英勇不足，甚至粟裕和陈毅的胆略和战略指挥都不足为凭，他们能够指挥5倍于74师的兵力战胜74师完全出于侥幸，完全是因为国民党83师故意对74师不援救所致。一旦83师对74师伸出援手，陈粟大军不仅困不住张灵甫，而且会在国民党军的反包围面前损失惨重。
　　镜头一：74师断水断粮，但无论是冲锋，还是守卫阵地，与陈粟的军队拚刺杀时，都劲头十足，一点都不像又饿又渴的人。陈粟攻击74师的一个军（不清楚是用于攻击74师的全部军队，还是只是一部分）拚到作为预备队的特务营已经损失大半，剩不下多少人了。似乎陈粟不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是杀敌八百，自伤一千六。这样的胜利其意义何在？为何就能扭转山东战局呢？
　　镜头二：国民党援军83师师长李天霞对张灵甫不满，在用炮弹炸开我军阻击阵地通道后，故意只派一个连冒充一个旅，于步话机诱张灵甫向其靠拢突围。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李天霞派出一个旅从炸开的通道过去，或者张灵甫不上李天霞的当，全力从另一个援救方向突围，而不是跑错方向，都可以使张灵甫摆脱被歼的命运。陈粟是如此侥幸指挥作战的吗？民心向背又体现在何处呢？
　　镜头三：陈粟大军的那个军长之妻是一个区长，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带着游击队，参与寻找水源的作战，结果被俘。后被一个曾被我军俘虏并放回的国民党军官张小甫所救，在被追击的路上牺牲。而张小甫在杀看守士兵救她时，她和另一个被俘女游击队员站在一旁不知所措，一副没有见过阵仗的样子，哪像游击队的人？另外，为什么这位女区长不能把婴儿放在老乡家，是因为老乡不支持游击队吗？游击队经常要打埋伏或躲避敌人，如果婴儿啼哭还不暴露了目标，还怎么打仗，女区长带着婴儿指挥游击战，也未免对游击队太不负责了吧？
　　镜头四：张灵甫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一直固守着孟良崮，给了国民党军足够的援救时间，甚至是反包围和消灭陈粟部队的时间。最后只是因为他不肯为了大局牺牲个人颜面去向李天霞低头求助，致使李天霞不愿意出手援救才不得不失败。陈粟大军的英勇何在？民心向背何在？
　　把一部电影改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是需要添加很多东西的。但是，现在的编剧和导演们讲人性的多，讲逻辑的少。艺术可以脱离逻辑，但是艺术一旦要表现现实，表现历史，就不能不讲逻辑。这也是鬼好画而人难画的原因。如果说，张灵甫失败了，那么这部电视连续剧更失败。

中国金融能独善其身吗？

　　当今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危机。而此时，中国金融部门却向我们发出躲过一劫的宣言。真是自欺欺人。
　　要知道，当前中国人民币的发行完全是一种外汇储备发行方式，也就是说，中国银行每收储一美元，就发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外汇，尤其是美元。因此，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也必然要贬值，美国经济出了问题，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更为糟糕的是，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以美元现金的形式储备的，而是将三分之二的储备换成了美国的各种证券。要知道，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中信用等级最高的是美元，政府债券次之，其他债券更次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各种证券大幅贬值，这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已经动摇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其它冲击，中国的金融危机将难以避免。而在全世界金融危机尚在发展过程中，远远没有到转折关头，更看不到结尾的时候，中国金融部门此时却急急忙忙以躲过一劫自诩，诱使中国政府和人民放松对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即将遭受危机的警惕，必将承担历史的罪责。

三鹿奶粉与王海打假

　　三鹿婴儿奶粉被掺入有害物导致服用该品牌奶粉的婴儿出现肾结石，身体受到损害。
　　这一事件不仅仅伤害了那些受害婴儿，而且也沉重打击了三鹿奶粉和其他国产奶粉的生产企业，甚至伤及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际声誉，进而迫使政府有关部门专为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一事件的后事如何自然是人们所关注的。然而，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只会在那里空谈什么“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假货经济，“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这不仅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诡辩品”贸易的抨击所证实，也为张五常对假货的鼓吹所证实。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过于放纵生产企业，却对消费者横加限制。也就是说，这种市场经济是单向的市场经济，在生产上实行市场经济，谁都可以注册企业进行生产；而在消费上却是官办经济，只许政府部门打假，不许王海式人人打假。实际上，制止假货的最好方式就是王海创造的“知假买假”的能够盈利的打假模式。这才是市场经济中应有的打假模式。
　　试想，如果允许王海式打假，当三鹿奶粉的问题初现时，就会有人象王海那样，大量购进有问题奶粉，并对其进行费用较高的超常规检测，然后到法院去“依法”进行双倍索赔，那么，这一事件不仅会早就曝光，避免了后续婴儿的受害，而且企业将不得不尽早大规模回收产品，也不可能对王海们一一进行封口公关，从而导致事态的扩大。
　　与政府官办打假模式相比，当前国内有很多收入微薄的群体。只要允许他们进行王海式打假，那么这些人将会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盯紧市场，寻找可以用来打假盈利的机会。与人数有限，每天还要下班，一年还要休假的官方打假队伍相比，这样的打假规模要大上成千上万倍。假货哪里还有存身的空间呢？
　　总之，只要采用市场模式才有可能杜绝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而是否采用这样的模式，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有没有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的最好考验。

政府卖地的收入归谁所有

　　中国政府向市场出让的土地都是国有土地。即便原来是集体土地，它也要转化成国有土地，才能由政府来出让。但是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哪去了呢？被卖地的政府花了。但是，这种做法合理吗？
　　从法理上讲，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首先，国有土地，不是政府所有资产也不是政府所有土地。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所有国有土地的主人。政府卖地收入应当归全体中国人民所有。政府可以对中国人民的卖地收入征税和收费，但没有权利动用这笔收入本身。至于这笔收入如何转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手上是有很多途径的，比如作为全民社会保障的基金等等。
　　其次，政府出让的是土地的70年使用权。而一届政府的任期只有5年。因此，即便政府有权动用这笔钱，把它花掉。那么一届政府也只能动用这笔钱的14分之一。剩下的14分之13，必须以专项资金结存的方式转交给下届政府。下届政府再有权花掉这笔结存金额的13分之一，并有义务将其它金额再转交给下一届政府。
　　现在一届中国政府有权把土地出让后的资金用于日常的行政开支。看上去，中国财政收入上涨的比例持续几年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并不可喜，反而可忧。

现代种族灭绝论

　　希特勒的种族优势论在二战中导致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今天，中国的奥运会刚刚开幕，就有人警告说什么，“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冷战结束后，西方流行的‘文明冲突’论说、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主要来自中国儒家和伊斯兰教联手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奥运会表演张扬儒家，十分地迎合了‘文明冲突’论；那后果是什么，且拭目以待。”（http://blog.gmw.cn/u/36000/archives/2008/24400.html）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宣扬自己的文明，怎么就成了与它文明的对抗了？
　　如果文明只能是冲突的，不能是和谐的，那么，除了其它文明的种族灭绝，就象印加文明的种族灭绝那样，是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冲突的。
　　因此，所谓“文明冲突”论就是现代种族灭绝论，只不过其提出者还没有取得希特勒那样的地位，其支持者还没有组建起党卫军。但难免这是迟早的事。
　　因此，为了避免在新的世纪发生上个世纪的种族灭绝惨剧，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现代种族灭绝论——“文明冲突”论，使其不能为害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必须追求的一个后果。

解放思想是解放什么时期的思想？

　　现在有人一方面高呼解放思想，甚至要杀开一条血路；另一方面，又反对反思改革，声称不能容忍。
　　这两方面的共同点是独断、专制，甚至不惜采用恐怖手段。但这两方面也是冲突的。
　　其冲突就在于解放思想，要解放什么时期的思想？
　　难道，我们今天要解放秦始皇时期的思想吗？要解放1949年以前的思想吗？过去的思想是不可能被解放的，连前天的思想都谈不上解放。能够解放的，从而也是要解放的只能是今天的或昨天的思想。
　　这样一来，反对反思改革，就不可能解放思想。实际上，如果没有对前一阶段改革的反思，科学发展观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我们今天就会仍然继续高污染、高消耗的改革初期的发展模式，而没有反思的深化改革也就只会使污染更大、消耗更多。
　　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今天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思想，就是要反对昨天的改革中与科学发展观不一致的地方，就要大力鼓励按照科学发展观来反思改革。

支持日本入常的三个条件

　　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谁最紧张和反对？
　　尽管中国人民是最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但最紧张和反对日本入常的其实是美国。上次日本的入常努力最终并不是受挫于中国和韩国，而是受挫于美国。
　　这是因为，一旦日本真正成为世界大国，它会比欧洲更加独立于美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更加构成威胁。
　　因此，我们不应一味反对日本入常，而是要提出条件支持日本入常，一方面解除日本对我们和亚太地区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还要阻止日本入常的话，可以让日美关系出现裂痕，有利于宽松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
　　支持日本入常的三个条件是：
　　1、彻底解决与日本周边国家和日本曾经侵略过的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包括：北方四岛、独岛（竹岛）、钓鱼岛、东海划线的问题，以及日本对慰安妇等亚洲国家民间赔偿的问题。还包括不得在日本任何神社内祭祀在侵略他国中死亡的日本人，只能祭祀保卫日本本岛的日本人及其他死于纯属日本内部事务的日本人。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
　　2、日本必须与周边国家及亚洲国家签署和平条约。日本天皇、政府和国会都必须承诺，甚至立法不介入台海问题。
　　3、日本国内没有外国驻军。美军必须撤离日本，或者日本将美军基地划为美国领土。
　　在达成这三个条件后，中国应当积极支持日本入常。而日本入常后一旦违反上述三点，其常任理事会资格要自动中止。以防止日本出尔反尔。

人权是个王八蛋——读《民主是个老乌龟》有感

　　《民主是个老乌龟》一文的作者（以下简称《民》文作者）说什么，“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但他怎么到美国去了而不去索马里？不就是因为美国富，索马里穷吗？一些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人不就是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效率高吗？并还因此在中国和全世界大搞什么制度经济学，推行美国那一套吗？怎么现在又突然不要高效率了。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那么，美国是一个国富民富的国家吗？为什么今天的美国还有2800万人要靠施舍的食品券过日子？那么美国的制度真的是不好的。要知道，民主并不是个老乌龟，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资本主义人权却的确是个王八蛋。
　　《民》文作者说什么，“人权，自由，良心，真理，是基于宗教信仰，是西方人真心相信的东西。”西方人相信又如何呢？相信就可以强加于人吗？西方人不同样相信上帝吗？难道中国不全面普及天主教就该死吗？ 《民》文作者说什么，“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试问为哪个藏人说话？达赖集团能够代表西藏人民吗？达赖集团为什么要独立，很简单，美国机构给了藏独分子那么多钱要他们闹独立，他们能不闹吗？西藏独立对达赖集团的意义何在？就在于他们可以重新骑在当年农奴后代的头上，继续剥人皮，西方人为这样的人权而奋斗，难道不是王八蛋吗？
　　西方自由，马克思早就说过，那是剥削的自由。西方人相信的东西并不等于他们了解的东西。伊拉克人要求独立于美国，不惜发动那么多自杀式袭击，美国人为何不撤兵，不支持伊拉克人的独立运动？《民》文的作者在美国为伊拉克人的独立举旗了吗？说什么，“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难道不正是说的《民》文作者自己吗？今天你不为中国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法国人背信弃义，原本就不该给他们大订单。这反而使得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先支持一下反华势力，再缓和一下就可以向中国索取巨额的利益。但是，这次他们玩过火了，中国人民不会再轻易给他们东西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子不党”和“结党营私”。那么，有反对党，甚至把黑社会政党化，就代表民主吗？难道几个黑社会性质的人在那里打砸抢烧就要替这些人出头，才能算是民主吗？说什么，“民主制度下，私有经济会为自己做长期的打算，不需政客来操心。”那么，没有反对党是不是私有经济就不会为自己做长期打算了？其实，现代的社会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只不是同一阵营中的不同分赃集团而已，而无产阶级政党从它建立之时起，强调的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要求在无产阶级阵营中分党分派，互相反对，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企图分而治之的诡计。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是民主制度的最大讽刺，说什么“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短视的可能。” 那么，是为了防止哪些短视呢？是为了防止支持藏青会那样的恐怖组织的短视吗？绝对不是。恩格斯早就批判过当年英国的制衡制度，指出，英国立法机构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而通过的法案，大法官们可以置之不理。这就是分权制度的实质，即用于对付无产阶级的踢皮球的制度。现在他们拿这一套来对付发展中国家。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美国的国会可以不认可。而中国政府却常常僵化地遵守那些协议，使美国统治集团获益。
　　说什么“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过，真是欺人之言。英阿之间就有马岛战争，以色列在中东就打过多场战争。至于只能说，西方列强之间没有彼此宣战了，而原因很简单，有前苏联在，列强们不愿意两败俱伤，让苏联得益。而有旧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如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可以供列强再一次八国联军瓜分利益，他们也没有必要两败俱伤。新中国建国后，我们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交过手，而发动战争率先轰炸中国领土侵占台湾的不正是民主国家——美国吗？
　　在美国，的确“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但这个“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何这个“人家”要支持你家中的不肖之子勾结强盗到你家里来打砸抢烧呢？《民》文作者敢说那些替藏独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为此拿了钱的吗？
　　之所以北韩的地铁深达地下百米，就在于即使饿肚皮也要比听任美国和日本烧杀抢掠强。萨达姆并没有让伊拉克人饿肚皮，但是结果又如何呢？伊拉克的石油难道不是被美英瓜分了吗？现在普通伊拉克人民过得比北朝鲜人民好吗？
　　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西方人曾经做过强盗就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强盗。中国人的主张历来是自卫性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是没有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过。如果西方人以为他们可以把西藏变成科索沃，那么他们的末日就真的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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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老乌龟--旧金山游行观感


　　【八阕】昨天我和数以万计的人一起晃悠在旧金山沿embarcadero原定传递路线等着火炬到来。
　　天气晴朗，人山人海，红旗飘扬，歌鼓喧天。小时候作文里常常需要描述的景象出现在眼前。
　　我不太会写长文，这一篇可能稍长一点，请大家耐心一点，因为我要先记录一下我看到的事。当然，我看到的事，出于我个人的眼睛，自然有偏颇，但我尽量诚恳地记下我的观察。
-- 我看到不少支持西藏，人权和自由的人，成群或者单独地走着，很多人手里拿着自制的牌子。雪山狮子旗有人举，有人挂身上，但都不大。有一种统一制的牌子，上面写着”Another ____ for a Free Tibet”。 有人填“Another Biker for a Free Tibet”。有人填“Another Mom for a Free Tibet”。有老人填“Another Grandma for aFree Tibet”。有小孩填 “Another Kid for a Free Tibet”。
--支持中国和奥运的人更多。国旗也很大，规格很统一。旧金山海湾处处五星红旗。很多的队伍唱国歌。从规模上说，气势很大。我身边有个姑娘，接了个电话，我听她说：“什么？那边藏独势力很猖狂？好，我们队伍马上就来！”
-- 有一个白人女人举着藏旗挥舞。她旁边一个中国老人突然说“Long live China!”。女人说“Long live Chinese! Long live Human Rights！” 老人继续反反复复说“Long live China! ” 女人不说了。老人再说“Long live China! ”周围的人也都说“Long live China! ”此起彼伏。我对那个女人说“谢谢你”，然后我走开了。
--有一个支持藏人的队伍走过，路边举五星红旗的喊“你们懂什么西藏？！”队伍里的一个人就回答“今天你不为藏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在Ferry Building前，有个白人青年跳上门廊柱，拉起Free Tibet的标语。下面很多举五星红旗的人，有一个人就拿五星红旗的旗杆想把他捅下来。两个警察冲上前挡住了那个捅人的人。然后队伍里就有人把那面五星红旗撕了，大家扭打起来。
--有一个形单影只的矮小的老年亚洲人，举着纸盒做的牌子，上面写着“Human Rights”，一个人站在铁栏杆边上，一直站着不说话，偶尔擤下鼻涕。
　　自始至终，我没有看到火炬，相信很多人也没有看到。我很累，也很伤心。沿途我一直在哭。我看到大场面总是要哭的，比如电影里面大家明知敌强己弱打不过还要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和敌人战斗之类。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但我们的义愤和信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
　　我这些天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数是认为“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种族主义的西方嫉妒中国高速发展”，“30年河东30年河西，该我们超过他们了”，“他们利用奥运羞辱我们”， “他们也有过种族灭绝的历史，凭什么管我们？”
　　我可以替西方人说话么？那位呼“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的白种女人，和那个说“明天不会有人为你说话”的人，我觉得，很代表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权，自由，良心，真理，是基于宗教信仰，是他们真心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继续说下去。人，其实都差不多，人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心理学这个学科的依据。我们中国人，有千年的皇权社会的熏陶，又成长在无神论的独裁专政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很类似，然而到了信仰和政治的时候，交叉点就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照平常的思路，和我们固有的信息，得出他们“看不起我们”，“没安好心”的结论，也是相当正常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实际的。我们只相信利益。做一个大庄园的有吃有住有朋友的奴隶，和做一个孤独的为下一顿发愁的自由人哪一个好，我想很多人还是会发愁怎么选的。所以那么穷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那么多钱的藏人，为什么要独立；我们给了大订单的法国，为什么要闹腾--这些都是让中国人很困惑的。但今天绝大多数西方人会觉得人权与自由是个non-negotiable，因为“天赋人权”，不是我该不该有，而是你决不可夺的问题。人权也不是吃饭权，所以那些“中国不合适民主自由因为很多人刚能吃饭”的论点，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也就匪夷所思。
　　马英九的获选感言里面说：民主这个东西，平时不觉得，关键时候就很管用。--我觉得他那篇感言基本是在对大陆喊话，台湾的民众其实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了。--但他的林肯梦才刚刚开始。民主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一本书都说不完，我的文章更不可能。）如果上帝有个足够大的麻袋装一堆不相干的人，然后把他们随便扔在地上，这些人就会组成利益团体。猴子都会抱团，随便把他们仍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的。和民族什么没有关系。怎样让这些人的利益最大可能的平衡？民主就是这样的制度。从执政的角度说，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可信的(vibrant andcredible) 的反对党。活跃和可信和反对，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不是在民主化么？不是的，连反对党都没有，怎么能叫民主？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权力制衡了，效率就不可能高。有人说独裁怎么不好了，中国发展那么快，不都是独裁的功劳么？是。但成也独裁，败也独裁。美国建国先贤之一麦迪逊，是创立民主制度的元老。他说过，民主，就是不要高效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让独裁发生。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更相信一个比大家更聪明的决策人，久而久之，决策就都高效率地由他做了。因为高效率了，我们就容易忽视弱小的声音，就容易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大家常常说，30 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该我们做老大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5000年里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会儿“XX盛世”一会儿“XX之乱”？如果用龟兔赛跑来打比方，我们就是那可爱的小兔子，美国是只老乌龟。
　　鸟巢巨蛋大裤衩，工程做的大又快，这不能就证明独裁是好的。世界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建筑，都是独裁者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独裁者可以倾一国之力，想干啥就干啥。北韩的地铁深达地下百米，富丽堂皇，可以算建筑奇观。然后他们的人民就饿肚皮。当然我们的一国之力比他们大多了。我们还可以造好多大裤衩还有富裕。但我们的人民呢？我最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在一家小店吃夜宵，很晚了，人不多。一个打工的小弟蹭上来对我说“大姐，你们公司收不收打工的人？站门扫厕所都行。”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晚打碎了一些碗，老板让他赔600块，可他每月工资只有650块。然后很多店里的服务员都围上来，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问我可不可以收他们打工。--这是我们广大的人民。一个国富民穷的国家，不能算一个强国，更不能证明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有人说民主无法保证长远发展，因为政客都只谋眼前几年的利益。这是一家之言。民主制度下，私有经济会为自己做长期的打算，不需政客来操心。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有能力说服大众，为国家的利益做长远的打算。为人所诟病的伊战，当时参众两院高票（70%以上）通过，因为布什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安全而战。（很多人说不就是石油么，我不同意，因为如果为了石油，90年代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可以留下来，但他们没有，打了行李就回来了。当然，时局的发展，很多时候出人意料，但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大家才可以昨天同意今天抗议，不断地修改自己的错误。这一次的拥中游行也证明了，只有一个民主国家才允许你支持一个独裁政府。反过来，你试试？）
　　同时，美国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六年）横跨两届总统，以免被政治干扰；美国的大法官可以做到死，也是为了避免对法律的解释随着政府变动而变动。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短视的可能。
　　而一个独裁政府，如果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利会长久，他就会拼命捞，和家人一起捞；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权利长久，他必然会出于恐惧而清除不信任的人。哪一样都无益于人民。
　　独裁专制可不可怕。可怕的。它可怕在两个方面。对内，它教会了人民撒谎。因为没有什么长久的东西让我们相信，那么只要撒谎不被抓到就可以了。我曾经写过一个 “权力的三段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权力的最高段，不是要拳打脚踢让你服从，而是你自觉自愿地服从了，你还帮那个权力去制服不服从的。Self- censorship，是集权下的人民最悲哀的体会。“不能说，这不要说了吧”，这样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而没有什么可信的，什么都要重新去验证，这样的社会成本，是无形而巨大的。
　　全民撒谎的代价，我们终有一天要付出。
　　独裁的可怕，在于对外，他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而发动战争。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彼此宣战。而一个强大的独裁国家，如果它赢得了战争，那么所有的民主国家又要回到独裁，所有重新来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对独裁的天然憎恨和恐惧，也是为什么他们天天指责我们要我们变化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很多对抗就可以解释了。
　　今天的世界，已经经历了文明，大家都努力朝文明努力。我们如果总用“你们曾经做强盗所以我们也可以抢”来做解释，那是相当原始而没有说服力的小孩子式的狡辩。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国乱，大家都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美间的关系，好比连体的两座townhouse，合用一个墙壁—你如果打孩子打老婆，人家就会管。但人家管你打孩子打老婆，不是因为他想烧掉你的房子，烧掉自己的墙壁。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阴阳五行的数学解构

　　阴阳五行是分析一个均衡系统的框架。对于一个均衡系统来说，不是固定不变的死寂，而是有升有降的运动，但这些运动互相牵制，不使其过于偏离均衡状态。系统中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刺激另一事物的运动，即生；也抑制另一事物的运动，即克。
　　但是，第一，生与克不能由一个事物，同时作用在另一个事物上。即不能A生B，同时又A克B。第二，一事物不可以刺激直接抑制它的另一事物，即不能生克己者，如若A克C，则C不能生A。第三，一事物不可以抑制直接刺激它的另一事物，即不能克生己者，如若A生B，则B不能克A。第四，为了不至于因刺激而偏离均衡太过，一事物在刺激另一事物的同时，必须抑制另一事物所刺激者，即A生B，B生C，则A必须克C。第五，为了不至于因抑制而偏离均衡太过，一事物在受另一事物抑制的同时，也要能抑制刺激另一事物者，即A生B，B克D，则D必须克A。
　　满足这五条的均衡系统只能有五个元素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阴阳五行的关系。A生B，B生C，C生D，D生E，E生A；A克C，C克E，E克B，B克D，D克A。这里的A、B、C、D、E就是金、水、木、火、土或水、木、火、土、金或木、火、土、金、水。而阴与阳，分别对应于克与生，是克与生的原动力。
　　数学上为了建立一个不矛盾的排序的体系，规定了完备性、反身性、传递性的三个假设，而上述从第一到第五的五个规定完全可以媲美这三个假设。它们也应当能够建立一个均衡的体系。
　　应当说，这样的一个阴阳五行分析框架，如果不是适合所有的均衡系统，也是适合大多数均衡系统的，比如人体，从而以此为基础的中医才能够在数千年里维护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

为人民服务与为纳税人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口号，而“为纳税人服务”则是市场经济的口号。这两种口号有什么区别吗？
　　所谓“为纳税人服务”，强调是一种市场中的交易关系。服务的前提是拿到钱。如果纳税人不纳税也就是不给钱，政府就可以不服务。克林顿政府就因为预算案的纠纷，而关门不为纳税人服务了两周。既然“为纳税人服务”是一种交易关系，那么其必然的逻辑是，谁纳税多，谁得到的服务也多。或许有人说，不纳税的穷人也得到了一定的服务，但那种服务只不过是一种施舍，在更大的程度是为了防止穷人走投无路找富人的麻烦，从而还是为富人服务。还有人或许会说，所得税起征点低可以让穷人也享受纳税人的“荣誉”，从而也能得到服务。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工人即便纳税也不是纳税人，因为工人纳税的钱来自他们的工资，而工资是资本家支付的。如果工人不用纳税，资本家可以压低工资，而如果工人缴高额税款以至于其税后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或低于一定程度时，资本家将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使税后工资能够保持在一定水平。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论工人是否纳税，真正的纳税人都是资产阶级，从而为纳税人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而“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一个单方面的义务。当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许多人由于缺衣少食而牺牲了。他们并没有从民众那里拿到多少钱，他们也决不是为了纳税人的钱而服务和牺牲的。说“人都是自私的，从而公务人员就是为钱才提供服务的”的那些人，应当去走一趟长征路。
　　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同，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口号呢？若侧重社会主义自然还得强调“为人民服务”，若侧重市场经济，则可用“为纳税人服务”。但是，从“为人民服务”到“为纳税人服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倒退。

以改革发展取代改革开放

　　近日看李际均将军的文章，他在谈到中国军队时使用的是“改革发展”一词，大概是他认为，中国军队不宜搞引进外资或外军战略投资者的开放。那么，同样地，当前中国也应当是改革发展取代改革开放。这是因为，发展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开放则更多的使外人获得了利益。
　　开放的原意是打开国门，对外交流。但是现在的开放已经变了味。国内明明有足够的实力建设自己的高速铁路，却偏偏要废弃和打压国内的企业，用人民的血汗对外开放，购买外国的东西，让反华的那些国家的企业获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当为本国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国家是以损害别国来追求本国的利益的，如美国、日本。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的传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去损害别国就已经是非常讲道义了，但决不应当，“人所不欲，施之于己”，尤其是在对方并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援助的企业而发达国家的企业之时。
　　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受益，而改革开放就很难说了。如果说，要使世界人民受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还不具有那个实力。否则为何联合国会费我们不是交的最多的？

物权法是先进的？

　　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组长、《物权法》核心起草人梁慧星教授在河北艺术中心的讲座中称：“我们的《物权法》敢说在世界上是先进的。”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向国际接轨，而是国际要向我们接轨。而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先进的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有一部先进的法律，就只能说这个先进的法律不符合这个不先进的国家的国情。
　　实际上，对于法律而言，不存在先进不先进的问题，而只在于它符合不符合所在国的实际。如果说，这个先进性是指，“决不会一颁布就落后，就过时。”，那也只是指这部法律符合实际而言的，与先进性无关。
　　要是中国的法学家都象当年颠覆西汉的王莽那样抱着制定一部先进的法律或制度的空想，那么中国的老百姓的苦日子就有得受的了。

官方的冒牌的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官方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发表言论说什么打压房价会抬高物价。不禁令人怀疑官方是否原本就担心物价上涨而无意打压房价，才使得在打压房价时瞻前顾后地出台了效果并不明显的国六条和国八条等措施。
　　但是，说压房价会抬高物价的只能是冒牌的经济学家，其言论只不过是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对中国老百姓进行的恐吓。
　　为什么打压房价会抬高物价，吴敬琏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住房这个商品有两重价值，一是住，一是投资。现在社会上货币过多，投资买房就把房价抬高了，而消费买房的人收入又买不起。如果打压房价，可能无效，而且这些钱就要流到别的消费领域，使物价上涨。”
　　但是，首先，既然是投资行为导致房价上涨，那么除非其他消费品也可以象房屋一样投资，否则这些原本用于投资的钱又怎么会不流到别的投资领域而流到别的消费领域中的其他消费品上而导致物价上涨呢？难道说电视机和电冰箱可以象房屋一样囤积居奇吗？其次，当房价下跌后原本买不起的那些消费买房的人正好把他们不得不用于其他消费的钱拿来买房，从而这些钱恰恰是从别的消费领域流出，又怎么会导致其它消费品的物价上涨呢？再次，这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打压房价，其它商品的物价才是必然会上涨，除非资本家愿意大幅度减少自己的利润。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可以分解为商品的成本和资本家的利润。而商品的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就包括劳动者的住房支出，如果房价持续上涨，要么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被迫大幅下降，要么资本家就必须给工人尤其是白领工人增加住房补助，从而导致工资成本上升；而写字楼的价格上涨也直接增加了资本家的对工作场所的使用成本。这些成本都会摊进物价之中。因此，如果房价上涨不能有效的扼制，中国的物价必然会上涨，从而伤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同时社会矛盾也必然会增多。
　　可见，媒体炒家吴敬琏只不过是一个冒牌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如果不从官方经济学家的队伍中清除，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就难以指望靠中国政府的帮助来解除。

冒牌的“恩格斯”

　　高尚全在2006年12月6日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发表了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三点认识，说是学习中央决定的三个体会。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借中央决定的名义来兜售他的私货。
　　为此，他还打着恩格斯的旗号说什么，“空谈什么主义，搞什么国有化运动，这一点恩格斯批判了，他认为那是冒牌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国有化能够与社会主义中国当前的国有化相提并论吗？要知道，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主要要求是，“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4页）显然，马克思的这一主要要求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坚持的底线。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而要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现阶段，除了国有化，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高尚全搬出封建社会的理想主张，说什么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强调搞民本经济。但是，他的“民”是指谁呢？是指农民工吗？他强调浙江模式，但是浙江的农民工富裕吗？他在另一篇题为《正确评价中国改革，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文章说中，“人民财产必须保护，若不保护，第一资本会外流，第二会挥霍浪费，第三要丧失创造财富的动力。”可见，他心目中的“民本”，就是“资本”；他心目中的“民”，就是“资本家”。否则为何提起人民财产，就要把资本放在首位呢？而放在第二位的也不过是资本家的挥霍浪费。要知道，广大人民群众的高消费只能算是提高生活水平，是不能算作挥霍浪费的。至于创造财富的动力，他指的还是资本家。这是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能以饥饿为皮鞭，驱使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民工等普通劳动者去创造为资本家所占有的财富。可见，他的藏富于民，不过是藏富于资本家，甚至是藏富于外国资本家。
　　事实上，如果要防止资本外流，那么按照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在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不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吗？
　　可见，不是当前的主张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是冒牌的，而是高尚全这个“恩格斯”是冒牌的。

民企与国企的原罪

　　所谓民企的原罪是指一些民企在当初的发展过程，采取了一些违法手段获得了非法利益，而且这些违法行为还没有受到追究。一直以来，都有人呼吁赦免民企的原罪，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最近则直接将“清算民企原罪”与“否定改革成绩”挂上了钩。
　　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所有的民企是否都有原罪吗？如果不是，那么不清算有原罪的民企首先就是对那些没有原罪的民企的不公对待。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要赦免民企在十多年或二十多年前犯下的原罪的话，那么今天才成立的民企刚刚犯下的原罪，是否也要赦免？如果只对过去的原罪赦免而对于今天的原罪不赦免，就是对今天的民企不公。或许有人会说以过去的法是恶法所以要赦免，而今天的法是善法所以不赦免。但是，谁能保证十多年后的人们不会同样认为今天的法也是恶法呢？
　　而如果对于今天的原罪也同样赦免的话，那么法律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干脆取消法律，让法学家们扫大街去好了。
　　其实，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原罪负担更重。否则，为什么要把国企卖掉或以上市的方式部分卖掉呢？如果要赦免原罪，首先要赦免国企的原罪。这是因为，国企的原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产权不清晰”。
　　然而，如果国有资产真的是产权不清晰，那么全世界都不会有贪污罪了。因此，如果说要赦免什么原罪的话，就只有一个原罪可以赦免，那就是国企的“产权不清晰”的原罪。而“未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就出售国企”的原罪也必须追究。

“实事求是”新解

　　对于“实事求是”一词，毛泽东同志曾解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而我的看法是，“实”与“求”都是动词，“实事”与“求是”是两个相互衔接的行为。
　　所谓“事”，是指事实。而“实事”就是把事实弄清楚、弄确切、弄实在了。对于“求是”，我基本采纳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指“寻求和把握客观规律性”。
　　因此，“实事求是”是指，先将历史事实和现实弄清楚，然后再寻求和把握其中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
　　这是一切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态度，尽管仅仅有这种态度还不够，还需要掌握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才能够避免“实事求非”。
　　然而，现在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已经是少得可怜了。这是因为，这种态度是统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西方学说所竭力排斥的态度。从而，当前“虚事求非”和“实事求非”的东西实在太多，并受到一些愚昧学子和有着特殊利益背景者的追捧。
　　例如，海归的齐国力教授到农村看到老太太们睡得香，喝的是小米粥，就得出结论说，小米能够安眠。海归的陈志武教授（美国的《华尔街电讯》将其评为2006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之9）注意到，当年清政府借外债是以海关的关税来作为质押品的，就认为这是因为外方的银行不可能派人去接管中国的地租、地税，所以海关的关税要让外国人监管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安排，否则外国的银行就能够随便派军队到中国来讨债。
　　但是，即使小米真的能够安眠，其论证也绝对不是来自对农村老太太们的普查。至于新中国政府在借外债时为什么没有让外国人来接管中国海关，恐怕也不是陈志武能够用所谓新中国金融体系发达来搪塞的吧。 　　

中西医辩

　　又有人吵闹着要废除中医了。连中国科学院院士何作庥也如此主张，其最主要的理由无非是他的父亲得病，中医未治好。
　　但是，历史上包括今天被西医治死的人无数，为何无人提废除西医？！
　　鲁迅先生也曾因为父亲的死而怨恨中医，而且与何作庥院士不同，鲁迅先生还学过西医。但是，由于他夫人许广平的病是被中医治好的，导致鲁迅先生不再对中医持极端的态度。
　　中医秉承中国之宽恕文化，容忍屡屡治死人的西医发展；而西医则秉承基督教十字军精神抓住中医一点之不足，要治中医于死地。
　　就中西医的发展而言，全世界在西医的发展上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中医，又以知识产权严加保护。而中医发展上所得到的研究经费既不足，成果又很难得到认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而难以推广。即便如此，西医在今天仍然无法全面超越中医，中医仍然不时治好被西医宣判了死刑的人，否则中医诊所也不可能在英国这一西医的老牌堡垒中存在了。
　　中医的不发展完全在于西方列强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亡世界其他文明之心不死。同时中华汉奸之阴魂不散，前赴后继。中华民国之时，汪精卫就提出要废除中医，先是在文化上做了汉奸，后来则在行动上做了汉奸。
　　当然，那些主张废除中医的人中有些只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并不就会成为汉奸。那么，是什么导致他们的认识上出现偏差呢？那就只能归罪于迷信西方的教育界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凡是东方的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当前教育界的主流逻辑。自然地，西医治死人，只能算医疗事故，不是西医有问题；而中医治死人，就不是医疗事故，而是中医本身不行。再例如，西方经济学荒唐透顶，毫无学术逻辑可言，却能成为当今中国高校中的主流经济学；而与东方辩证思想合拍并被东方所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仅仅因为受到部分人的歪曲，尽管其现实成就远比问题大，就不论青红皂白地要被打入冷宫。
　　西方不是强调自由、民主吗？既然现代核技术已经证明了经络的存在，那么只要给中医以自由和民主，我相信，即使没有与西医等量的资金投入，中医的发展也终将会令西医俯首称臣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
　　只不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由与民主。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自由与民主只是一种达到他们自私目的的一个口号而已。要不然，美国的监狱也不会关那么多人了。 　　

经济学研究的三层境界

　　古人云：人生有三层境界。第一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层：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同样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看经济学是经济学，看数学是数学。这一层的典型人物有：西方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弟子张五常，还有吴敬琏、晏智杰等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些人的数学水平都比较差，以致于逻辑推理经常出问题。
　　第二层：看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看数学不是数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及一大部分海归经济学博士，以及国内某些从数学转行到经济学的人都属于这一层。这些人由于治学不严谨，且滥用数学，把经济学和数学都糟蹋得不成样子。
　　第三层：看经济学还是经济学，看数学还是数学。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国内被称为新左派的经济学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士。 　　

经济学家的诚信

　　在美国的《华尔街电讯》评选的2006年“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位列倒数第四。尽管美国媒体不评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也不评美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单单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有干涉中国学术界内政之嫌，但张大院长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倒也的确了得。
　　《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7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的文章，作者就是这位张大院长，其内容为张大院长于当年6月26日在留美经济学年会（重庆）上的演讲辞。在这份演讲辞中，张大院长是这样强调他对中国信用体系的一个贡献的：
　　“积极的教育可以促使人们更小心自己的信誉。我相信在北京大学，听过我课的人，我有一门课叫做博弈与社会，平均起来他们的可信任程度就会比没上这门课之前有大大的提高。因为我给大家讲好多理论，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要遵守自己的承诺，重视自己的名声。”
　　但是，张大院长又是怎样对北京大学的信誉做出贡献的呢？
　　据《大公报》综合台湾《联合报》2006年9月29日报道，北京大学校方未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董事会同意，迳行任命新的院长张维迎，引起严重争议。光华基金会董事长尹衍梁亲自发函给北大校长许智宏，希望校方勿违反协议。同时，也准备发出律师信，尹并与律师群研究以法律诉讼的可能性。
　　原来，根据光华教育基金会一九九四年和北京大学校长签署的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人选须先经学院董事会推荐、确任，再由校方履行聘任的程序。而此次张大教授当选院长的程序违反了该协议规定，严重损害了北京大学在社会各界面前的诚信。
　　但是，觊觎院长宝座已久的张大教授，这时也不再高调大谈什么诚信了，心安理得地履行院长的职权了。诚然，既然西方经济学强调理性经济人，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利益面前，诚信就得靠边站。实际上，在张大院长的演讲中已经表明，他和他的学生们只是为了利益才讲诚信的，自然也就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诚信。
　　不过经济学家毕竟与普通人不同，他的能量比较大，所以他决不会破坏他个人的诚信，他破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华人面前的诚信。试想，连一个小小的院长任命都可以不讲诚信，那么象港澳特首的任命的诚信又有几何呢？
　　当然，张大院长也可以用他在演讲中的另一段话——有恒产者才会有信誉，来为他自己破坏北大信誉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辩解。但是，光华教育基金会捐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资金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的恒产了，为什么北大的校领导要为任命其助理张维迎为院长而破坏诚信呢？难道说，只有把北大的资产划归北大校领导个人的名下，就象经济学家们主张把国有资产划归顾雏军个人的名下一样，才算有恒产，才会讲信誉吗？难怪张维迎会被强行任命为院长。 　　

减薪与加薪

　　据媒体报道，我国电力行业开始减薪，而舆论压力可能是主因。近年来，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职工的过高收入，已成为社会公众非议的焦点。而在此之前的2005年，审计署的审计便已给电力行业贴上了“系统工资增长过快，没有统一的分配制度”的标签，让电力行业给人留下了“收入高且分配混乱”的印象。
　　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电力行业收入过高，而在于其它行业的收入过低。据统计，12年来，私营企业员工的工资只增加68元。
　　朝三暮四的成语说的是有一个养猴人，给猴子每天吃七个果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他就改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就干了。实际上，电力行业减薪，只不过给某些低收入者以一种心理平衡，但是，多一些低收入的劳动者，并不能对现有的低收入者的低收入处境有任何改善，只不过让人以为他们是好糊弄的猴子。因为真正高收入的人，决不是某个行业里的劳动者，而是那些大老板们。
　　因此，关键的问题，应当是全体劳动者的增加薪水，而不是一小部分劳动者减少薪水，以便向低收入看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降薪能够部分弥合中国工人阶级分为国企职工和私企工人之间的分裂，不同企业的工人的命运越是趋同，中国工人阶级大联合的障碍就越少。仅仅从这个角度，笔者赞同降薪。 　　

论妓女职业正规化

　　现在有人鼓吹妓女职业正规化。其理由嘛，当然五花八门，可以说出一大堆。
　　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随着私有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中国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已不必再争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娼制所要求的妓女职业正规化必然会成为大势所趋，在所难免。
　　实际上，在私有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福建省泉州市，三陪小姐早已持证上岗了。
　　如果说，还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规律把握的正确性的话，那么妓女职业正规化将会给他们一个清晰的证明。 　　

一个基本点，还是两个基本点？

　　高尚全等人现在成了改革开放的旗手，强调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要进行改革攻坚。但是，问题在于他要向谁攻坚？
　　其实，他现在的角色与当年的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角色差不多。当年江青等人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倒行逆施；而高尚全等也是打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旗号贩卖私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只是邓小平制定的两个基本点之一，邓小平还制定了另一个基本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而高尚全等人却以改革开放为幌子大肆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假改革派和真反动派。
　　第一，他们在新西山会议上攻击共产党没有注册是非法组织。这些强调宪政的人，完全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搞假宪政。宪法是根本大法，其效力大于所谓的政党注册法。宪法中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明确规定，共产党就是合法组织。另外，共产党也不能仅仅定位于一个执政党。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共产党是领导党，她与其它党派既不是执行与在野或参政之分，也不是同样经过注册的平起平坐之分。贺卫方说他指出共产党没有注册是对党的第N种忠诚。那么这个N=5，是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他们先将共产党沦为执政党，再通过假宪政，让共产党象国外其它执政党那样与其它党派轮流执政，妄图推动共产党下台。用心险恶。
　　第二，他们强调司法独立，要求将“人民法院”改为“法院”，就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司法独立的实质是少数法官阶级统治和压迫大多数人民群众。一旦司法独立，两审判决后，国家机器就要强迫人民群众接受法官们的判决，哪怕这种判决是对人民的掠夺。司法独立就意味着人民政权的颠覆，独立的司法完全可以判决共产党非法。
　　第三，他们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所谓与时俱进的名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西方经济学说从学术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晏智杰却强调，从马列主义“一统天下”，到马列主义与西方反马克思主义“两家并重”，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个历史进步。他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强调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但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种价值论。因此，他的这种强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西方反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
　　第四，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上，他们通过强调市场经济来贩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产权明晰就是要将产权落实到私人头上，就是要私有化，认为产权国有就是产权不明晰。这种观点连西方世界的郎咸平都看不下去。要按他们的这种说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产权明晰的。他们以所谓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反对社会主义。在公平与效率之争上，马克思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如果把（少数人拥有的）国民财富视为效率，人民贫困视为不公平。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少数人的）效率与不公平就是一回事。这也是他们强调效率而要求牺牲公平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他们强调先把蛋糕做大，为此要牺牲一代人，让这代人永远参与不了蛋糕的分配，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接近30年了，而他们认为这个蛋糕还没有做大，还要继续做大，要永远做下去，以此来牺牲一代人又一代人，以此来剥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蛋糕的权力。但是，社会主义的效率是大多数人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一回事。显然，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反对更加注重公平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因此，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决不能与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发生冲突，否则就是背离邓小平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和路线错误。 　　

心与产孰恒？

　　在国内推行私有化改革的学者把“有恒产者有恒心”作为他们强调私有化产权的理论依据。但是，这句话本身是值得仔细推敲的。
　　首先，有恒产者有恒命吗？如果没有恒命，又哪来恒心呢？马克思早就指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
　　其次，产能恒吗？如果产能恒，那么破产这个词又是指什么呢？有人以为，穷人有一个破房子就可以抵抗国王的千军万马，但是，除非穷人可以靠喝西北风生活，否则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又能把破房子的产权保留多久呢？
　　再次，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在私有化制度下，指的是少量的大资本所有者有恒产，从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们，而绝大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只能出卖劳动力，因而也就没有恒心了。
　　于是，私有化制度只是一个少数人有恒心而大多数人没有恒心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又怎么可能有优越性呢，又怎么能够作为某些人心中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呢？
　　实际上，若“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么要让绝大多数人有恒产而有恒心，也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才能够保证劳动者真正享有产权，才能够保证劳动者不因一时的贫困而在市场上永久失去产权。
　　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之后，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因此，当前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完善公有产权制度，而不是象某些学者所竭力主张地那样退回到落后的私有产权制度时代。 　　

晏智杰意欲何为？

　　晏智杰在2005年12月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再思考”。他对“刘国光教授在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谈话中提出，我们的经济学教学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不以为然，说什么“刘国光同志断言所谓并重就是为西方经济学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我并不这么认为。”
　　那么，他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认为，“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一个历史进步”，“以为在一定时期并重的做法就是要抬高这个，压制那个，这种论断未免过于武断”。但是，抬高这个，压制那个是有事实依据的，只要看看大学经济学院系的教材文字量和经济学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数，就能明显地发现这个事实。可见，武断的恰恰是他本人——晏智杰。
　　既然两家并重就是抬高西方经济学、压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晏智杰强调两家并重是一个历史进步，又意欲何为呢？他在下面的几句话，暴露了他的意图。
　　首先，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他要求在指导思想上让当代马克思主义让位于西方经济学，意味着他要求贬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其次，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所以“才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领”。在他看来，既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那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同日而语。显然，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起来，最终否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颠覆马克思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他这样做，就是要让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虽然他在表面上说“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从逻辑上讲，如果他真的认为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那么他又何必强调并重呢？更可疑的是，他认为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对于“经济学的价值论是否应当是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这个问题，不能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难道“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不正是西方经济学的结论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多元要素的供求均衡价值论”是谁提出来的？是邓小平同志吗？肯定不是。那就只能是他晏智杰。也就是说，他要以他晏智杰的理论取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其用心昭然若揭。 　　

上九流与下九流

　　香港的学者说大陆没有几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邹恒甫说，他与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其它人是不入流。但是，这些人讲的流实际上只是下九流中的流。
　　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从学术逻辑上否定本人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反对本人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他们是在无力反对本人的论证的情况下，自欺欺人地宣扬本人已证明不能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此，只能算下九流。也就是说，邹恒甫和林毅夫是下九流中的三五流，张维迎是下九流中的九流，其它人是下九流中的不入流。
　　这些人要想进入上九流，有两条途径。一是从学术逻辑上而不是从嘴皮子上否定本人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二是在无法否定的情况下，老老实实地接受《微观经济学批判》的论证，不再宣扬那些不能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因为本人是上九流中的末流。 　　

知识产权的本质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垄断。地球上的某一个人在某个时间和某个角落动了一下脑筋，地球上的其他人就再也不能动同样的脑筋了。这是对人类运用智慧的自由权的严重侵犯。
　　知识产权保护的是大资本的权力。有人认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人们就没有积极性发展科技。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恰恰不保护科学研究的成果，只对技术开发形成产品的技术方案进行保护。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双重逻辑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而现代西方的一丁点实用技术都要给予保护。因此，知识产权体现的还有国家的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的垄断权力。

新两个凡是

　　凡是改革，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凡是改革措施，都必须一意孤行地推进到底。

非法的国有企业改革

　　到目前为止，涉及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改革都是非法进行的。
　　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不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国资委的官员亦不是。这两种人只是受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人民及代表的委托而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而已。正如在私有企业中，经理层不能无视股东的权益而自行处置企业的所有权一样，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国资委的官员亦无权直接决定并执行涉及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改革。
　　从法理上讲，所有这些涉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改革的方案都必须经过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才能执行。
　　由于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都是私有化和股份化的方案，全部涉及所有权，且没有任何一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是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因而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全部是非法的。
　　因此，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追究这些非法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推行者滥用职权的责任，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然，那些在非法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在谋求法律武器为自己开路并保护自己不被追究，这个法律武器就是《物权法》。不论这部法律的起草者如何冠冕堂皇地找理由，其本质就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侵犯国家利益从而也是侵犯每一个普通国人的利益的那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并为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做好准备。在以人为本的国家里强调物权，岂非荒唐？！

哈耶克的愚役

　　所谓愚役是愚弄和奴役的简称。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反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的圣经。这些自由主义者中不乏奴役者，但更多的是被奴役者。这些被奴役者亦神圣哈耶克的观点不亦愚昧乎？
　　哈耶克将纳粹体制归罪于社会主义比其反对的将纳粹体制归罪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更为荒谬。其愚弄手段不过是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歪曲成不同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敌对，以便在反对将纳粹体制归罪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的同时，能够继续使得以英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摆脱应当为二战的爆发所承担的责任。
　　哈耶克把被奴役者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而探求的道路称为通往奴役之路，无非是要人们甘心于现在所受的奴役而已。而一些被奴役者的欢呼雀跃只不过是为其得以稳做奴才而得意。
　　实际上，哈耶克只是抄袭了卡尔•海因岑而已。而恩格斯早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至第214页。）中完成了对海因岑和后来的哈耶克的批判。

抗战尚未胜利

　　台湾当局称抗战胜利为终战，其目的只不过是媚其当前的日本主子而已。这是因为当年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是无条件投降，而不是终战。
　　但是，抗日战争的确尚未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只在欧洲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在亚洲取得胜利。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二战结束前已被意大利人推翻，意大利新政权是反法西斯的。战后的德国政府也是反法西斯政权的，不会承认其政府是原法西斯政权的延续。
　　相反，亚洲的日本政府则是继承原法西斯政权的遗志的，当前当权的小泉纯一郎更是自称为希特勒。既然日本政府仍为法西斯政权的继承者，仍在参拜当年法西斯政权当权者的亡灵，抗战自然还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是处于暂时的停战状态，亦非终战。这是因为，法西斯政权的继承者一定会重启战端的。
　　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

有教无类

　　当年去孔庙，对孔夫子像拱拱手，心里道一声“师兄，我来看看你”。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如果早生两千多年，与孔夫子可不就是师兄弟么？
　　这位孔师兄的许多想法，本人是不屑一顾的。但对其有教无类的想法，则颇为赞赏。
　　现在有的老师声称，不是好学生就不招。但是，孔师兄弟子3000，贤士只有72，也就是说，每41个学生中，才有一个好学生。如果孔师兄也是非好学生不招，估计他一生中能教出7个贤士就很不错了。这是因为，学生将来的成就如何，并不是他入学前就能完全确定的。否则，也不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古训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想招好学生的老师，是偷懒的老师。这是因为，好学生无论在哪个老师那里都能成才，何必非要你来教。能够把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出来，才是一个老师的本事。
　　当年北大学生在工人中间创办平民学校的传统精神，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已不多见了。

个税起征点全国应统一

　　个税起征点是否应当全国统一，意见不一致，议论纷纷。其中，不赞同的意见主要是各地的生活消费水平不一样，主张生活费用较高的发达地区的个税起征点应当高于不发达地区。
　　现在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纷纷涌向发达地区，严重制约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而且使得发达地区由于拥挤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全国统一个税起征点，甚至让不发达地区的个税起征点高于发达地区的个税起征点，有助于人力资源向不发达地区流动，并增加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实际上，对每个劳动者来讲，即使他不纳个税，他也支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他所在的企业所交纳的各种税收，包括他的老板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都来自于他提供的剩余价值。因此，个税的本义就是调节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有人拿贷款买房来分析说，不发达地区购房便宜，因此，同样面积的住房享受，不发达地区每月的支出低，发达地区每月支出大，如果两者收入一样，则前者可以有更多的钱购买其它消费品。因此，其个税起征点应当低一点。但是，发达地区的购房支出虽然大，但其房屋的价值也大。如果发达地区的人有一天想把房屋卖掉到不发达地区或去国外生活，那么他的售房收入也同样更多呀。
　　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高与其收入高密切相关，减少一点收入也有利于降低生活费用。
　　总之，个税起征点的全国统一与不统一相比，其利远远大于弊，且不论税法面前的地区平等，仅此就应当坚持个税起征点的全国统一。

改杜甫诗一首

　　国在山河破，城春草木空。
　　感时尘蔽日，恨别沙敲钟。
　　东北蹋矿井，西南漫江洪。
　　科学论发展，何年净苍穹。

MBO喊停的理由

　　一、管理层收购MBO是逆潮流而动
　　管理层收购是将原本分离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在理论上代表了一种倒退，是逆潮流而动，是对经理层无法有效监督和放弃监督的无能表现。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代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此，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家族企业在经济理论界大受攻击。但是，管理层收购恰恰是将原本分离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重新合二为一，将非家族企业变成某种广义的家族企业。可以想像，当持有所有权的管理层落伍于时代，不再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时，他们会让出经营权吗？如果不会，那么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这种制度安排的落后性也就暴露无遗。如果会，那么新的管理层是否又要来一场管理层收购呢？但是，MBO后的管理层决不允许再来一场MBO的。MBO在中国，只是国有企业身上才会发生的，在私有企业上不会发生。

　　二、管理层收购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可以相信，如果这种收购无利可图，管理层是决不会进行这种收购的。有人将国有资产的出售与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售混为一谈，但这两种出售是不同的。后者是用于消费的，其消费效用自然会大于付出的购买价格。但资产的购买却不是用于消费的，除非是低价收购，否则购买者完全可以将用于购买的资金，自行投资，从市场上购买厂房、设备等经营资产。所以，管理层收购的出现，一定意味着原所有者的某种利益上的损失，如果这个所有者是国家，那么就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中国还没有一家国有企业的MBO敢于将其收购过程和方案向全社会完全公开的。

　　三、管理层收购严重扰乱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
　　由于管理层收购能够给管理层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只有存在管理层收购的可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一定会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进行管理层收购上，而忽略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有的管理层甚至还会故意导致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以便用更低的成本收购国有企业。所以，一定要停止管理层收购，以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

　　四、管理层收购流失的不仅是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会将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置于私人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一旦全国的广大职工都战战兢兢于私人资本的淫威之下，社会主义政权的红旗又能扛多久呢？因此，管理层收购流失的不仅是国有资产，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根基。必须对管理层收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375路公交的诚信问题

　　在清华大学西门的南边，有个车站，站牌亭的顶端写着“清华西门”。在清华大学西门的西边，也有个车站，站牌亭的顶端写着“圆明园”。
　　北京公交375路车从此过。笔者有次陪同老人去清华西门车站附近。在某公交车站，一辆375路车过来，笔者问售票员，该车可停清华西门站？售票员说停。笔者就上了车。结果，375路车并不停靠清华西门站，而是停在圆明园站。令老人要多走很多路。
　　但笔者责问售票员时，她却振振有词说，375路的清华西门站就是在写着圆明园的站牌亭处，她说的清华西门站就是375路的清华西门站。笔者下来一看，果然，在写着圆明园的站牌亭处，有三路公交车的站牌，另两路公交车的站牌上写着圆明园；而375路公交车的站牌写着清华西门。
　　得知笔者的遭遇，有人说，有此遭遇的人不在少数。这就不能不让笔者质疑375路公交人员的诚信问题。因为笔者问的是，该车是否到清华西门站，而不是问该路车有没有设清华西门站。如果笔者知道该路车设有清华西门站，则无论该车站在什么位置，笔者都是不会问这一问题，否则岂非明知故问？自然笔者所问，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可，为多数公交车所停靠的，站牌亭的顶端写着“清华西门”的车站。
　　而375路公交人员的振振有词，如果不是其逻辑有问题，就是其诚信有问题。既然此事反复发生，那就是其诚信有问题。至少她应当问笔者准备到哪个清华西门站。
　　其实，缺乏诚信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明明缺乏诚信，却自认为是诚信的。看来，北京公交系统还应当重新学一学李素丽。不然，这样缺乏诚信的375路公交人员又如何迎接奥运呢？

荒唐的中国经济学奖

　　前不久，一小撮人评了一个荒唐的中国经济学奖。说其荒唐，是指其奖项的名称、程序、权威性和结果都存在极大的问题。
　　1、关于该奖项的名称
　　该奖项以中国命名，令国人蒙羞。目前，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奖项，但少有以一个国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例如，
1)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其实该奖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年诺贝尔设奖时并没有设经济学奖。该项只是后人设的，混同于诺贝尔奖的其它奖项，也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
2) 美国著名的电影奖项，叫奥斯卡金像奖，是由美国电影学院组织的，也不叫美国电影奖。
3) 中国的国家级科技大奖，叫中国国家科技奖。也没有直接称中国科技奖。
　　综上所述，该奖项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基金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而且该奖项的章程宣称，这一奖项是中宏基金与改革基金授予获奖者的荣誉。因此，该奖项冠以中国字样，就纯属欺世盗名。
　　照此做法，国内任何有点钱的两个民间机构都可以颁布以中国命名的奖项，将来会出现一大批类似的民间的毫无权威性的中国医学奖、中国物理学奖等等，让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小瞧中国人民。
　　2、关于该奖的评奖标准
　　该奖项分为杰出贡献奖和青年学者奖。根据其章程，其中，杰出贡献奖是"1.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开拓中做出杰出贡献，对社会实践产生巨大影响，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2.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对外开放等重大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中做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实践所证明，为社会所承认。3.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经济管理方法有重大发明、创新，对方法的改进有突出贡献，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以上三方面的杰出贡献均需有著作、论文、出版物以及有关机构所颁发的获奖证书等证明。"
　　问题在于，仅仅是著作、论文、出版物本身能够表明其中的理论是做出了杰出贡献，享有声誉的吗？"有关机构所颁发的获奖证书"又是指哪些机构呢？
　　从最后的获奖者吴敬琏来看，这一奖项是一个商业奖项，即谁在商业上炒作得越厉害，出席的商业性活动越多，被商业机构颁发获奖证书越多，谁就会被视为享有所谓的声誉，有资格得奖。
　　3、关于该奖的评奖人
　　1) 该奖的评奖人是从专家委员会中随机抽取的，只有20个人左右，因而其结果只是一个随机变量，取决于这些评奖人的个人偏好。这20个人能够代表国内学术界吗？
　　2) 更何况，这20个人必须是从事国家经济管理部门重要岗位的工作的，如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中国总经济师、原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因而这些人的学术功底并不厚，没有鉴别经济学理论的能力和资格，因此，评出的最多只不过是经济工作奖，而不是经济学奖。象周小川和陈元这两位银行界人士入选候选人就是明证。
　　3) 从中宏百人团成员的构成来看，相当多的西方经济学信徒跻身其中，一些人更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如张维迎，而全国性四大理论经济学学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马列主义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的负责人没有一人在内。因此，此奖带有强烈的亲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应当称为中国西方经济学奖。要知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的。
　　4、关于该奖项章程的严肃性
　　该奖项章程中明确规定杰出贡献奖只评三个人，结果首届就评了四个人。显示出其章程中的规定是十分不严肃的。
　　该奖项章程中还规定评奖后，结果要先通知本人，看其是否愿意接受，如果不愿意就不颁发。但是获奖者之薛暮桥，在颁奖时，并不知道自己得奖。显然这一规定也没有严格执行。
　　如此评奖，只能是闹剧。
　　4、与其它奖项的对比
　　仅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孙冶方经济学奖来对比。
　　该奖项的发起人声称，孙冶方经济学奖奖励的是课题，而一个课题可以有多个人参与，为了突出个人，该奖项要表彰个人。该奖项的发起人还声称，该奖项是模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模式设立的。
　　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奖励的是个人，不是课题，但其奖励对象还是具体的理论。比如，1996年奖励的是在信息经济学理论上做出贡献的人，1997年奖励的是在期权定价理论上做出贡献的人。
　　一个人可以在很多理论上都有贡献，但使其得奖的只是其在某一理论上的贡献而已，甚至这一理论并不是使其享有声誉的那个理论。如爱因斯坦当初并不是以相对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象该奖项直接对个人进行奖励的极为罕见，不伦不类。

用出口税调节人民币升值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更关注进口关税，但实际上出口关税也是值得关注的。俄罗斯就对其石油征收出口关税。我国曾经对出口商品不退增值税和少退增值税，也可以 看作是变相征收出口关税。
　　当前，美元贬值给人民币极大的升值压力，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之一是影响我国的出口。那么，为了实现人民币的平稳升值，我们可以先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看看对我国的出口有无大的损害，如果没有，就完全不退税，一段时间后若我国的出口企业能够承受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把人民币升值17%，然后出口退税17%，这样，人民币就可以平稳升值而对出口企业不产生不利影响。

还是提醒美国吧

　　搜狐新闻2004年12月27日以《韩特使揣“密信”到北京 提醒中国防范日本》为题，报道韩国特使访问北京。
　　其实，我认为，最该被提醒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如果说历史会重演，那么美国当前对日本的政策，正是在重演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的历史。当年德国纳粹利用英国对苏联的敌视而借机在军事上强大起来，而强大之后的最先遭殃的却是英国。如今日本军国利用美国对中国的莫名敌视也正借机在军事上强大起来，而美国人如果不改弦更张继续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支持日本，也一定会象当年的英国人一样搬起石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的。
　　当然，中国也要避免受牵连而遭受当年苏联一样的后果，因此，只要日本军国主义不死，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军备，永不知足。

死刑不能废

　　近来有法学家主张，全面废除死刑。其理由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
　　这种观点不能不我再次感到，法学家们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恐怕是要大于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
　　说什么生命权不能被剥夺，请法学家把这话拿去对犯罪分子说。既然犯罪分子能够剥夺被害者的生命权，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如果法律还强调人人平等，那么犯罪分子的生命权就不能高于被害者的生命权。
　　即使是没有直接造成生命权损失的重大经济犯罪，也不能废除死刑。一方面，这个社会还有因贫病交加而死去的人，经济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他们的犯罪；另一方面，除非犯罪分子是法盲，那么当他明知重大经济犯罪会有生命危险时，还敢于进行重大经济犯罪时，就表明他已决定拿生命权去冒险，拿生命权去交换巨额收入的挥霍。因此，当他已经冒了险，已经挥霍了犯罪所得，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在这种“平等”的交换中丧失了生命权。因此，这不是剥夺其生命权的问题，而是保证他本人能够平等交换的问题。维护这类人的生命权，实际上就是维护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就是在鼓励犯罪。
　　马克思早就说过，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上断头台。如果没有了断头台，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法院与人民法院

　　近来有法学家主张，将人民法院改为法院。这是法学家不懂法理的典型表现。
　　记得我曾在英国和一个海外华裔聊天时，他对我国以前死刑公告书中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依法办事的表现。当时我就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郑人买履故事中的郑人手中的度；而民愤也就是民意就是他的足，难道我们要重演宁信度不信足的典故？
　　实际上，国外社会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对，只不过表明了那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会害怕反映多数人利益和观念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如果法院不是人民法院，那么人民就可以不承认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甚至可以推翻这个法院。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不就是带领人民群众，一直在与中华民国的法院相对抗，并最终砸烂了它吗？
　　当然，民谣中的那个“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院，也早就不是人民法院了。

亏损国企老总应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现在似乎正在蔚然成风。
　　某地出了安全事故，我们看到地方官开始公开道歉；某人因酗酒出了交通事故而丧生，其家属也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而道歉。
　　但笔者认为最应当道歉的还是亏损国企的老总。
　　首先，国企的亏损一直是中国实行私有化的最大借口。亏损国企的老总不仅损害了一个企业及其员工，更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其次，国企的资产在名义上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而国企的亏损就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利益直接受到了损害。难道这种损害不值得一次公开的道歉么？
　　当然，仅有公开道歉是不够的。亏损国企的老总还必须在道歉函中说明导致亏损的主客观原因，及其下一步的打算和措施，以便让人民评判其是否有资格继续做国企的老总。

自我膨胀的郑渊洁

　　据《新京报》报道，《童话大王》的作者郑渊洁因不满传统的学校教育，在儿子小学毕业后就让他辍学在家，亲自编写了一套教材给儿子上课。现在，郑渊洁要公开出版这套教材，而当年之所以没有公开的原因据说是怕有人和他儿子竞争。
　　应当承认，当前的学校教育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当前绝大多数有成就者都是从这样的教育中走过来的。当初，笔者也曾迷恋过《童话大王》，但自从郑渊洁在《童话大王》里吹捧初中未毕业的所谓的水变油的发明家后，笔者就意识到相对于学校教育的不当而言，郑渊洁也有其致命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有通过《童话大王》得以放大的趋势。至此以后，笔者就很少再看《童话大王》了。
　　现在偶然地看到郑渊洁的消息，没想到他没有吸取水变油的教训，自我膨胀到要以一人之局限知识的教育来挑战现代学校全面的知识教育的地步。
　　但是，郑渊洁的得意未免过早，他的儿子现在尚未定型，于社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贡献。等到他的儿子不惑之年，不妨再让他的儿子来评价他的这种教育方式和内容。届时，社会也会通过他的儿子的实际表现，来客观地评价他的这套所谓的教材及其教育方式。

红帽子的新戴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在为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的合理合法性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辩解。最近的典型则是所谓新公有制概念的提出。其实质不过是红帽子的新戴法而已。
　　所谓新公有制企业，主要是指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其实质只不过是旧股份制。
　　根据钱津的分析，“若按照公众所有制企业的提法，一个老汉和两个儿子不分家办企业，是家族企业，是私有制企业；而分开家，3个人各持一股办股份制企业，就是在创办新公有制企业”①。也就是说，没有采用股份制形式的私人资本只需要在纸面上办个手续就可以戴上一个红帽子，而已经是股份制形式的私人资本则会直接被经济学家戴上红帽子。
　　这种红帽子的新戴法，相比较以往私人资本需要挂靠在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那种戴红帽子的旧方法，不仅避免了旧戴法可能带给私人资本的被干预和被剥夺的风险，而且彻底放开了私人资本的手脚，为私人资本一统江湖，吞并和彻底取代传统的公有制，打下了舆论基础。
　　然而，尽管红帽子的这种新戴法非常新颖，体现了经济学家依附于资本的典型思维特点，但是这顶新戴上去的红帽子却与皇帝的新衣一样，空空荡荡地露出了那颗并不红的私人资本的头。
　　注：①钱津：《当前所有制研究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不申请某些课题的理由

　　又到了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时候。虽然成功申报课题，对于个人的发展不无好处，但笔者总是提不起劲。
　　原因在于，这种课题基金的资助完全漠视申报人的劳动。
　　首先，在申报时要交项目评审补偿费（含微机录入费）。
　　其次，申报成功后，得到的资金不能作为个人劳务报酬而只能用于以下项目：资料费、调研差旅费、小型会议费、咨询费、印刷费、管理费。而且如果想用这笔资金购买一台计算机的话，也只限于项目负责人确无计算机或其所在单位没有配置或无法提供计算机的情况，并且计算机的所有权归所在单位。
　　虽然，笔者知道可以用一些巧立名目的发票来套取一些费用作为个人劳务的报酬，但毕竟不够正大光明。因此，决定还是对此类课题退避三舍。古人尚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又何必折腰加卖命呢？

北大改革

　　2003年上半年，北大推出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一言以蔽之：海归派食洋不化。
　　按照洋大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认为，上述五种需要是按次序逐级上升的。当下一级需要获得基本满足后，追求上一级的需要就成了驱动行为的动力。
　　而北大的改革方案的主旨就是用安全上的威胁来胁迫青年教师。
　　然而，即使是不懂教育和科研的人也会明白，在低层次的安全上的需要方面疲于奔命的人与在高层次的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人，谁更能拿出创新的、需要坐长期冷板凳的、世界一流的成果。
　　其次，先论证后决策是洋管理学的精髓之一，而北大此次改革并无任何可行性研究报告。真不知主持此次改革的北大校领导的洋博士头衔是怎么混来的。
　　因此，北大这次食洋不化的改革与当年王明和李德在中央苏区推行的同样食洋不化的改革的实质是一样的。用彭德怀元帅的话说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只是不知北大是否还有机会突破湘江上的四道防线，获得一线生机。
　　参见：为青年教师座谈会准备的发言稿，由于当时各系青年教师发言积极，仅就可行性研究提出了质疑。当时有人提出北大应当公开财务收支，让大家明白国家985计划给的18亿元人民币的使用情况，而主导这场人事改革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却表示那样会让北大多交不少税收。但是一方面多交的税钱并不一定比被黑箱操作而糟蹋的钱多；另一方面有着百年光荣历史的北大在这一代领导手中沦落为避税者或逃税者，百年荣光何在？

台独：欲擒故纵

　　台独分子以为，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建设，台湾的军备实力雄厚，加上美国会出兵干预。因此，大陆对台湾是不想打、不敢打和不愿打。于是，可以放心大胆地搞台独，不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打算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先暗中支持台独分子彻底搞掉中华民国，成立台湾共和国。这种欲擒故纵的做法，有以下好处：
　　第一，在外交上，我们不必再时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不仅不合法，而且完全不存在了。
　　第二，在中华民国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西方大国遵守雅尔塔协议，将台湾归还中国，归还仅剩下的唯一的中国政府。如此一来，西方大国就没有任何理由干预台海事务，否则就是撕毁雅尔塔协议，认为雅尔塔协议非法，西方大国除日本外的利益是会受到损失的。
　　第三，海外的一些华人包括一些在台湾的华人是有中国情结的。此前，他们还有一个中华民国聊以自慰，支持台湾当局；等到台湾当局彻底打掉中华民国后，也就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
　　由此看来，以台湾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反而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大业，大大削弱台独分子可倚赖的力量，所以不妨欲擒故纵，弄得好的话，还有可能不用打。
　　最后，一旦被迫武力统一中国时，应当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所谓最好的希望就是一周内拿下台湾，就象当年计划三天内拿下天津一样。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打台湾不妨打它个28年。28年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取得全国政权的时间，其中包括8年抗战。当初共产党部队与天津国民党军谈判时，就提出就算天津固若金汤，打上三年又如何。现在我们同样要有这样的气魄。打它个28年，甚至10个8年，即使其它国家倾其全国之力支持台独，又如何。

鲁山五洗

　　2003年夏，随北京大学博士生考察服务团赴河南。在平顶山市鲁山县，考察了当地的旅游资源，与当地官员一起提出了五洗的宣传概念。所谓五洗，即洗尘、洗肺、洗胃、洗身和洗心。
　　所谓洗尘是指，当地自然景观优美，在当地旅游或小住，可以休养生息，洗去仆仆风尘和尘世间的烦恼。
　　所谓洗肺是指，当地位于伏牛山脉的石人山，空气清新，有别于城市里受到污染的空气。
　　所谓洗胃是指，当地农业中的化肥和农药使用得少，很多食品如山里的土特产，是天然的和绿色的，有别于城市里常常接触到的非绿色的食品。
　　所谓洗身是指，当地有温泉，并按温度的高低分为上汤、中汤和下汤。
　　所谓洗心是指，经过以上的调养，加上纯朴民风的感受，心情还能不好么？

管理层收购是逆潮流而动

　　管理层收购MBO近来成为市场瞩目的一个焦点。对其唱赞歌的主要是认为，它解决了经理层的所有权激励的问题，而且也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常有做法。
　　但是，管理层收购在理论上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倒退，是对经理层无法有效监督的无能的表现。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一直被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代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此，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家族企业在经济理论界大受攻击。但是，管理层收购恰恰是将原本分离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重新合二为一，将非家族企业变成某种广义的家族企业。可以想像，当持有所有权的管理层落伍于时代，不再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时，他们会让出经营权吗？如果不会，那么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这种制度安排的落后性也就暴露无遗。如果会，那么新的管理层是否又要来一场管理层收购呢？
　　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这种收购无利可图，管理层是决不会进行这种收购的。那么，这种收购的出现，就将意味着原股权所有者的某种利益上的损失，即使这种损失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也是私有资产的流失。如果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去玩这种管理层收购，从而市场上的出资人的利益广为受损时，这样的资本市场还能长期健康地发展吗？
　　那么为什么美国市场会有那么多的管理层收购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风险投资很发达，从而管理层收购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资本在获得丰厚的回报后退出，将企业交还给企业的创始人。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市场很大，有一些历史的倒退现象，不妨碍整个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将人家的糟粕当作了精华。对于不能使原股权所有者获得丰厚回报的管理层收购必须保持理论上的警惕。更何况，美国并没有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让人去MBO，而中国的MBO也还没有一家是敢面对阳光的。
　　借用张五常一直强调的“人都是自私”的观点，对管理层收购唱赞歌的，如果不是出于无知（显然难以想像那些参与此事的经济学家们会是无知之辈），那就是出自损公肥私、损人肥己的私心。当然，也会有无知而唱赞歌的人，但这些人也是一定出自某种私心的，只要你象张五常那样看世界，就会有如此认为。

吸烟·自由·民主

　　如果一个人坚持要做伤害其它多数人的事，而他居然做成了，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不民主的，但他却可能正打着自由的旗号。
　　1986年冬天，在北京大学43楼118室就发生着这样的一幕。当时，居住于该宿舍的6名同学中的5名同学都要求在宿舍里禁止吸烟，但另1名并不吸烟的同学却坚决反对，他认为，他要保卫来宿舍找他的朋友们的吸烟自由。于是，其他5名同学不被香烟污染的权利和自由便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北京大学给她的新生上的民主与自由的第一课。非常生动和刻骨铭心的一课。是任何自以为民主与自由的大师之流者都会汗颜的一课。
　　当1989年吾尔开希声称，天安门广场上只要1%的学生不走，其他99%的学生也不能走时，所谓的民运，就不再是民主的运。
　　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主与自由就必然是一对矛盾体。有汉奸得意的自由，就不会有爱国的民主，正如某些自以为高举民主与自由大旗的网上论坛中所发生的那样。
　　至于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非常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一贯以表面上的民主来掩盖实际上的不自由；同时又以表面上的自由来掩盖实际上的不民主。此类做法真是不胜枚举。

关于当今数学的思考
（为纪念陈景润先生而作）
1997年3月15日

　　在陈先生的周年祭日里，我们仍如一年前一样深切地思念着先生，也深深地思索着数学的命运。
　　陈先生的成就和治学精神点亮了人们心中的明灯，激励了一代人。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报考大学数学系的学子还大多都是高考中的佼佼者。然而，曾几何时，数学专业的招生开始困难起来，尖子生难招，第一志愿显著地减少。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求职屡屡碰壁。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对数学学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数学系还办得下去吗？社会还需要数学吗？
　　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数学与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数学原本就起源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数学很少参与经济活动。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然而，市场情况瞬息万变，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比在计划体制下大得多。如何收集信息，如何整理信息，如何作出符合经济规律的决策，都已经不可能再依赖过去那种跑跑腿、拍拍脑袋的经营方式而必须采用丰富的数学工具对经济活动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事实上，这是一个呼唤数学应用的时代，也是一个数学得以大放异彩的时代。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的膨胀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依赖于数学工具，诸如运筹学、概率统计学、计算数学、模糊数学等等；另一方面，计算机的普及也使得这种依赖成为广泛的可能。复杂的数学计算可以让计算机去代劳，只要事先配置了专家编写的软件，一般的人只需输人数据，就可以拿到以往只有数学专家才拿得出的计算结果。目前，各种形式的数学软件，如多元统计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正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大显身手。
　　然而，过去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数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将数学与社会经济活动相互隔离开来，难以适应当前的新形势。因此，要对多年形成的数学教研内容和方向进行面向市场经济的调整，使培养出来的数学人才，尤其是应用数学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市场。
　　现在，数学界已经意识到，必须走出学问的象牙塔，不仅要搞好理论研究，还要搞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今天，我们依然要稳住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要搞活数学的应用工作。一方面，这是数学学子对国家和人民最直接的回报；另一方面，也只有搞活应用，让社会普遍认识到数学的价值，才能赢得人们对数学亲而近之的喜爱，也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吸引足够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数学应用领域，并进而从中分化出从事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以此促进数学的发扬光大。

蠢野猪式的日本人

　　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国家的一致的和正义的反对，审定通过了篡改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日本的右翼分子一定躲在一旁拍手称庆，这些目光短浅者大概不会想到，有人正在一边偷偷地耻笑他们这群蠢猪。这人就是美国人。
　　二战之时，美国与日本之间经历过数次大战，美国人牺牲无数，美国人一直没有或忘。但是，战后日本一直不敢正面历史的做法，包括将杀美国人无数的战犯仍然作为英雄祭拜等等，却并没有遭到美国的明显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士兵不过是美国大资本家的炮灰，犯不着为他们计较什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的愚蠢做法对美国的利益有利。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并希望将这个霸权维持永远，甚至进一步光大。美国决不能容忍其他强大力量的存在，也不能容忍这种强大力量的可能出现。而有可能出现这种强大力量的地区，只有欧洲和亚洲。所以，美国坚持在巴尔干地区狂轰烂炸，在挤压俄罗斯空间的同时，利用地区动荡牵制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制约欧洲力量的成长。而在亚洲，美国也一度狂轰烂炸来着，只是在朝鲜与越南遭遇了可耻的失败，而亚洲各国经济力量的飞速发展也令美国人一度惊恐不已。不过，美国人很快就在亚洲找到了一群妄想说不的蠢猪，那就是日本右翼分子。在这群蠢猪的“帮助”下，日本一直不能得到亚洲人的原谅，一直不能在亚洲得到德国在欧洲得到的那种支持，一直不能象德国在欧洲那样对地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空间难以进一步扩大，经济徘徊不前达十年之久，不得不抱美国人的大腿，做美国人行使霸权的工具和奴才，又何曾说不来着。
　　离开了亚洲的支持，日本将永远不过是美国猪圈里的猪，只是美国人再也不会拿饲料来喂它了，而是让它出去找野食，而这头蠢猪的军备开支极高，被美国人当枪使干蠢事的杀伤力很大，因此，要在“蠢猪”二字之间加个“野”字。

（补充：日本蠢猪想入常与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原本打算等其它国家来反对和破坏此事，因而一直口头支持日本入常。但后来看到中国等的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便跳出来以反对四国方案的方式来反对日本入常。但为了掩盖意图，仍然在口头上支持日本一国入常。日本蠢猪就这样又被美国人糊弄过去了。）　　

宗教与恐怖主义

　　9.11事件之后，伊斯兰教成为一些西方人士指责的对象。但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对这些人士引以为自豪的基督教进行了揭露：“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用恐怖（天国的或眼前的）来使人信教。宗教是恐怖主义的源泉。尽管有些宗教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友善，但那不过是用宗教组织的集体恐怖代替个人之间的恐怖。但只要集体恐怖存在，这种代替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属于不同宗教组织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恐怖始终存在。宗教之间的冲突，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邪教实际上只是宗教的一种极端发展而已。

B股市场对内开放为哪般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里，中国股票市场里的最重大事件无疑要数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和开放后B股股价的连续疯涨。
　　本来B股市场对内开放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一个举动。但中国股市有她独特的特点，那就是A股市场的畸形发展。这决定了B股市场对内开放的时机，应当是在A股市场得到良好的整理之后。但是现在，A股市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治理，B股市场就对内开放。其结果，就导致了B股市场的A股化，即B股股价紧跟畸形的A股价格，而本来应当是A股市场向B股市场回归才对。
　　B股市场A股化的直接后果，就是B股市场彻底丧失了吸引外资的能力。这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市场经验是很丰富的，同时也显得较为理性。B股市场过去的低价位，实际上反应的就是中国的上市公司与国际接轨的价格。B股价格的狂涨，只会让此前进入B股市场的外资顺势出局，而当B股市场再增发融资时，其发行市盈率受整个市场市盈率过高的影响，势必会高到使外资不会进场的程度。从此，B股市场对外的联系，只在于那些满世界投机的游资（又称短线热钱），而这或许就是管理层当前决定B股市场对内开放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未来的A股市场不经良好的治理就直接对外开放，也会遇到游资冲击的问题，而管理层可以通过将B股市场A股化，在A股市场开放前，从B股市场的遭遇中积累一些经验。当然，原来的B股市场也可能会受游资的冲击，但由于那时A、B股的市场规律不同，其经验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至于B股市场丧失掉吸引外资的功能，在管理层看来，是不重要的。他们认为，有H股、红筹股等其他融资渠道吸引外资就足够了。只是不知道当B股股票全为境内人所持有时，其上市公司是否还能算是原来的“三资”企业？
　　当然B股市场A股化的最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使B股市场也象A股市场那样成为一个圈钱的场所。B股市场的长期低迷，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上的投资者对于圈钱游戏不感兴趣。B股市场中真正具备绩优股条件的个股非常少，那些主营业务逐渐衰退的绩差股，又怎会受到境外投资者的青睐，而且境外赌场、赛马场也多，要博傻，人家大可不必来中国股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境内居民手上的外汇也多了起来，这些外汇也就渐渐成了下一步圈钱的对象，而且境内居民的投资又不够理性。这才是B股市场对内开放的最主要原因。

陈水扁折腾人

　　日前，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公布“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草案舍弃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代之以台湾自行研发的所谓的“通用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草案一出，遭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强烈抨击，舆论指责台湾新当局的倒行逆施，指出中华文化的根是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少数台独分子的愚蠢行为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主张采用汉语拼音的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前“行政院副院长”刘兆玄表示，因政治因素舍弃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是没出息的想法。中文译音系统只是一个工具，台湾要与大陆较劲，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比。台湾要国际化、资讯化，当然就要与国际接轨，汉语拼音全球都在使用，获得ISO国际认证，本身也是一种中文输入法。刘兆玄认为台湾如果采用“通用拼音”，将来学生到国外留学时，就非得走到哪里都得带着自己的笔记型电脑，用自己的输入法。
　　更主要的是，如果民进党下台，新的当权者，完全有可能又用“汉语拼音”替代“通用拼音”。马英九当台北市长后，就改变过前任市长陈水扁的一些做法。若如此，台湾学生徒受折腾。在关系子孙后代的重大事情上，不尊重民意，而由领导人一意孤行，也算得上是民主政体吗？看来，只要台独分子继续呆在台上，台湾人民还会有更多的折腾要受。

抢注域名又何妨

　　9月17日，陶璐娜为中国夺取2000奥运首金；18日，杨霞、蔡亚林、中国男子体操队纷纷折冠；19日，陈晓敏、林伟宁两位女力士又摘得重金。……中国选手以贯虹之势在奥运赛场上掠金夺银，而与此同时，场下的奥运夺金之战也渐入白热化。陶璐娜夺金后5分钟，taoluna.com、taoluna.net被注册；杨霞、蔡亚林夺冠的同时，yangxia.com、caiyalin.com被注册；陈晓敏、林伟宁夺金前数小时，chenxiaomin.com、linweining.com注册成功。
　　10月28日，国内著名拍卖网站雅宝（www．Yabuy．com）推出了70个行业和业务“汉语拼音”顶级域名拍卖，而aoyun．com（奥运）的起拍价高达500万元人民币，但负责国内域名管理的中国互连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官员认为，这将变相鼓励域名囤积。据记者了解，雅宝此次推出的域名均是由一家美国ACE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其中不仅包括waimao．com（外贸）、youdian．com（邮电）等行业域名，还包括e－zhongguancun．com（e－中关村）这样的“中华牌”，其中起价最高的是aoyun．com（奥运）———500万元人民币，最低的起价也达5万元人民币。
　　其实，taoluna.com上能有什么东西吸引人呢？如果那里只有陶璐娜本人的资料，还不如到专门的体育网站上去，那里有更多运动员的新闻和资料，而且四年后（甚至四年之内）陶璐娜也没那么重要了。如果连陶璐娜的个人资料都没有，（显然陶璐娜不会与该网站合作），到那里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即使陶璐娜要给自己弄个网站，她也可以注册：璐娜陶、tln、中国陶璐娜、冠军陶璐娜、奥运陶璐娜、奥林匹克陶璐娜等等，你们抢注得完吗？
　　事实上，域名的价值纯粹是吹起来的。我想买卖苹果，我会上apple.com网站吗？那个网站说不定是卖苹果电脑或苹果香水的。我不会像一个无头苍蝇似的，乱敲网站名，因为各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是无穷的。我会找一个好的搜索引擎，它会告诉我，某个applexxxx.com或xxxxpingguo.com是我所需要的。
　　本人正想开一个中医诊断网站，由于缺乏资金，暂时没有动静，但我不会想着先注册一个什么域名，让别人去随意抢注好了。我完全可以随便起个名，只要搜索引擎能找到，而好的搜索引擎是不会只看域名的。
　　网站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不在于名称，抢注域名又何妨？

网络经济的内与外

　　网络经济与其它高新技术经济的主要不同在于，它的外部经济性远远大于它的内部经济性。对网络经济的各种疑虑，其实不过是没能分清网络经济的内与外,将网络经济与网站经济混为一谈而已。
　　过去我们投稿,要费力抄写，就算是计算机打印，投递时也要到邮局去，既费钱又费时，编辑部还要重新录入，以便排版。现在申请免费电子信箱，轻点鼠标就可以，不仅方便，而且省钱。
　　然而，为我们提供这些好处的网站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几乎没有。这就是网络的外部经济性大于其内部经济性。这种外部经济性无疑是巨大的，革命性的，也是人们常看在眼里并为之激动的，是网络经济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但它对网站而言，却是内部不经济的，尽管网络设备制造商和电信部门从中受益非浅。
　　如果说，设备制造技术和线路垄断是一部分网络经济的进入壁垒的话，那么网站经济就几乎没有什么进入壁垒。只要有点钱，人人都可以建网站。可以想象，如果搞个聊天室、电子邮局、转发些新闻和股票行情什么的就能够使网站发大财的话，那竞争该有多激烈。于是，尽管网站可以发布一些商品广告，收点广告费，但在激烈的竞争下，这种收益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有也会是很微薄的。当网站的原有资本承受不起这种几乎只出不进亏空时，泡沫就破裂了。
　　显然，一个网站只有拥有广告费之外的收入来源，才称得上是经济的，才有资格获得人们的青睐，才值得资本市场去追捧。
　　这就涉及到网站经济应当经营什么的问题。作为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中最主要的不过是信息流，但要经营好这个信息流，靠信息流直接获得收入却不那么容易。电子邮局、新闻和股票行情，是目前网站上最常见的信息流服务，但由于提供者众，加上电视等其他媒介的可替代性，网站无法直接对这些信息服务收费(现在很多网站声称自己拥有多少网民，你让它收服务费试试，保证这些网民一个都不剩)。能够直接收费的，要数电子商务了。但电子商务经营的不仅是虚拟的信息流，更需要非虚拟的实物商品流，而大规模的商品配送系统，本身成本就很高，加上竞争也很激烈，想因此而发大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不过是个臭狗屎盆，尽管是个金的。所以，萨特拒领此奖。
　　诺贝尔奖，用一两个臭钱，攀附一些对人类确有巨大贡献的成就，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份，然后凭这个身份把一些垃圾当作成就强加给我们。南非的曼德拉对南非和世界和平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曼德拉接受这个奖，本来是给了诺贝尔奖一个荣誉。但却被表现为，诺贝尔奖给了曼德拉荣誉。凭着这窃取来的荣誉授予权，他们把同一个奖给了最残无人道的农奴制度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借卓越人士的光环，来美化农奴制度，美化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赤裸裸的敌意。
　　这是西方的惯用手法。其手法的其它运用还有：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自己打扮起来，然后凭这个打扮，把一些反自由、反平等、反博爱的东西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东西强加给我们。明明是他们入侵占领台湾、侵略我们的邻邦朝鲜和越南、对我们进行封锁，到处乱放贫铀弹，反而说我们与世界为敌。他们能代表世界吗？谁给了他们这个代表权？